有些領域用數字說話使人明晰，而有些領域用數字去表述，就不僅不能說明問題，反倒會使人產生疑惑或者困惑。比如，在教育領域，甚至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用數字來表述，都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

8月初，《首都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發(fā)布。據該綱要稱，這是為落實人才強國戰(zhàn)略，服務首都經濟社會發(fā)展，根據《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年)》，按照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要求所提出的一個未來10年的發(fā)展規(guī)劃。

在認真看了這個規(guī)劃之后，我感到，這個規(guī)劃綱要是鼓舞人心的，也使人們對未來10年北京的人才建設持有樂觀的態(tài)度。該綱要好在它不僅用文字描繪了未來的發(fā)展，同樣也用數字標示了未來具體要達到的目標。

但與此同時，我也認為，有些領域用數字說話使人明晰，而有些領域用數字去表述，就不僅不能說明問題，反倒會使人產生疑惑或者困惑。比如，在教育領域，甚至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用數字來表述，都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

舉兩個例子。為了發(fā)展教育，綱要提出了“首都名師教育家發(fā)展工程”。該工程提出要實施“長城學者計劃”和“首都教育家發(fā)展計劃”，前者是為“一批勇于實踐、敢于探索、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優(yōu)秀青年教育人才”而設置的。到2020年，“長城學者”要達到1000人以上。而后者，則是希望“通過探索建立教育管理人才職業(yè)化發(fā)展方式，促進優(yōu)秀教育管理人才不斷涌現……對為首都教育作出重要貢獻的教育工作者進行表彰和獎勵”，向他們授予“首都教育家”榮譽稱號。到2020年，“首都教育家”要達到100名。

這兩個計劃，若是仔細想想，可能都會有問題。比如為青年才俊所設置的“長城學者”，首先，何謂“優(yōu)秀”？以什么標準來衡量？其次，“青年”該如何界定？30歲？40歲？抑或25到45歲之間？再次，從到2020年達到1000人的總體目標來看，似乎不少，但若是從現在起每年一評的話，其實每年也不過才100人！我們且不論科研院所，僅以北京普通高等院校超過50所(不含職業(yè)學院、二級學院、民辦學校等)的數量來看，每年每個學校有可能分到的名額也不過2個！但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基礎教育，還有大批“勇于實踐、敢于探索、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優(yōu)秀的中學和小學老師，他們難道不也應該有機會獲得“長城學者”的稱號嗎？還有，“首都教育家”的獎項是為“管理人才”而設的，到2020年要達到100名。若是以超過50所的普通高等院校為例，再加上北京市超過50所(具體數目不論，但肯定要超過這個數)的中學，兩者相加，每所學校也不過1個人而已——而這，還沒包括眾多小學管理人才在內呢。

第二個例子，綱要稱，要實施“‘人文北京’名家大師培養(yǎng)造就工程”，目的是服務“人文北京”建設，計劃“有重點地培養(yǎng)扶持和引進聚集一批在人文和社科領域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和知名度的理論家、作家、藝術家、出版家、名編輯、名記者、名主持人、工藝美術大師，并授予人文社科領域相應榮譽稱號?！庇媱澋?020年，使社會廣泛公認的名家大師達到500名左右。當然了，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什么樣的人，或者說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才可以成為“名家大師”？其次，這個數字也讓人生疑，如果把這里所列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內的有關專家放在一起，估算一下，不要說到2020年，就是目前的北京，可以達到“有較高學術影響和知名度”的人，恐怕就不會低于500人。試想，僅以超過50所的普通高校為例，每個學校選出10位在各自領域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和知名度的學者來，那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嘛，還不要提眾多的理論家、作家、藝術家、出版家、名編輯、名記者、名主持和工藝美術大師了！

當然，我并不是完全針對這個規(guī)劃綱要來說數字，而是對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國在教育領域以及與教育有關的規(guī)劃與發(fā)展中傾向于用數字來衡量教育成果感到憂慮。其實，就教育而言，用數字說話的弊端主要表現在，很多教育領域的成果，很難用數字來表述，而數字在很多的時候，僅只代表的是數據、文獻，以及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種表象。

我很清楚，用數字說話，是當代社會的一個特征。但我們不能忘記中國的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它講了一個看似淺顯但卻深刻的道理，教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此而言，用數字規(guī)劃未來，尤其是涉及到教育或者與教育有關的成果，應該極為慎重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