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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辰：方增先為中國人物畫開辟了一條鮮明的道路
方增先人物畫大展開幕現(xiàn)場
中國文聯(lián)書副主席馮遠在開幕式上致辭
2010年10月9日下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聯(lián)合主辦的《行行復行行——方增先人物畫大展》在中國美術館一樓大廳開幕，展期為2010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馬凱、文化部紀檢組組長李洪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錢小芊，中國文聯(lián)書副主席馮遠，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劉大為，文化部藝術司副司長諸迪等出席了開幕式。
文化部副部長、紀檢組組長李洪峰致辭
方增先先生在開幕式上
方增先先生在開幕式上致辭
方增先，二十世紀后半葉現(xiàn)實主義中國人物畫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國畫壇具有廣泛影響的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和推動者。他卓有成效的水墨人物畫實踐在中國畫現(xiàn)代化改革的進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影響。作為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個案，方增先身上集中體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畫家為適應新的時代需要不斷地求變革、圖創(chuàng)新、不懈探索的藝術實踐歷程。
《舊夢》2000年
時至今日，方增先在藝術道路上的探索已長達半個多世紀，從其風格的變化、發(fā)展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代表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畫創(chuàng)作審美觀念和形式風格：第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徐悲鴻、蔣兆和等前輩將西方寫實手法和中國水墨語言進行融合的實踐之后，方增先又創(chuàng)造性地將中國傳統(tǒng)寫意花鳥畫的筆墨融入了水墨人物畫的創(chuàng)作，令其作品從形式到內蘊均具有了一種濃厚的中國韻味和時代生機，《粒粒皆辛苦》、《說紅書》、《艷陽天》是這個時期的經典之作，已在新中國人物畫史上具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尤其《艷陽天》插圖系列，一經問世，即在全國美術界大受歡迎，它的出現(xiàn)意味著以造型為基礎的西方寫實人物畫與中國傳統(tǒng)筆墨相結合的本土化實踐命題圓滿地完成了。
《昆侖月色》 2007年
第二，改革開放以后，中美術界受到各種現(xiàn)代藝術潮流的沖擊，寫實人物畫由原本的主流成為多元藝術中的一元，不再具有原先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寫實人物畫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方增先也不例外，遭遇了同樣的困惑和難題。為此，他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既向西方現(xiàn)代藝術汲取靈感和形式資源，在水墨人物畫中融入西方現(xiàn)代藝術中的構成和變形因素，也對中國民間美術的形式特點做研究，還回溯歷史向傳統(tǒng)中國畫尋求筆墨形式與精神內涵上的支持，將文人畫的筆墨特性、審美意趣反復琢磨、研究，融入自己的創(chuàng)作。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他不斷地進行著藝術語言上的探索和實踐，以尋找能表達自我情感和精神的新的個人風格圖式與水墨語言。從青海寫生到古詩意畫和白描人物，他創(chuàng)作出了《帳棚里的笑聲》、《母親》等一大批反映藏民淳樸生活的精彩之作以及《蘇東坡》等充滿人文情懷的優(yōu)秀古裝人物畫。其中《母親》更是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從《母親》開始，標志著方增先已走出“浙派”風格，進入了一個藝術表達上更為自由開放的境地。
《睡著的孫女》2009年
第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他更是將自己獨特的積墨法繪畫語言運用在人物畫創(chuàng)作上，畫出了《家鄉(xiāng)板凳龍》、《昆侖月色》、《祭天》、《曬佛節(jié)》等一大批風格雄渾壯闊、筆墨自由綜合的水墨人物畫杰作。
方增先書法作品《蘭亭序》
作為浙派人物畫的重要奠基人和主要實踐者之一，方增先成功地承擔起振興新中國人物畫的歷史使命。他和他的同道們所創(chuàng)造的那套相對系統(tǒng)、行之有效的浙派人物畫教學體系對中國人物畫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做出了超越許多同代人的卓越貢獻。可以說，直至今日，中國美術教育中的人物畫專業(yè)教學，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當年浙派人物畫教學方法的影響和助益。
而作為上海美術界的主要領導，方增先對上海美術事業(yè)的建設、上海當代文化乃至國內當代藝術文化的發(fā)展，都起到了非常積極而有力的推動作用。
方增先生平影像展示
此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行行復行行——方增先人物畫大展”，是繼2007年在上海美術館、2009年在浙江省美術館成功舉辦其大型人物畫展之后又一重要的、回顧性的個人展覽，共展出方增先創(chuàng)作生涯各個階段的代表性水墨、素描、速寫作品200余件，是迄今為止對方增先藝術最為全面而深入的一次回顧和展示。這個展覽的意義將不止于對他藝術歷程的梳理和呈現(xiàn)，更為重要的是，它彰顯出方增先藝術鮮明的思想性、創(chuàng)新性、精神性和時代性，對于認識和研究新中國以來的中國畫變革之途、展望中國畫的發(fā)展前景具有積極的意義。（許柏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