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星原認為，《清圖》所關涉的內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間繁花似錦的清明節(jié)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間因王安石變法導致的社會緊張感與“同舟共濟”的協(xié)作。

看起來，曹星原的這本新著《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沖突與妥協(xié)》，并沒有給關于《清明上河圖》(下稱《清圖》)的爭議畫上一個句號，而是將所有的問題都釋放了出來。曹星原認為，《清圖》所關涉的內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間繁花似錦的清明節(jié)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間因王安石變法導致的社會緊張感與“同舟共濟”的協(xié)作。

曹星原的看法，與一般意義上對《清圖》的理解，是顛覆性的。在今天，“清明上河圖”是徽宗朝宣和年間的作品，它表現(xiàn)節(jié)日開封(汴梁)的境況，已成不刊之論，而《清圖》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宋徽宗在上面題名為“清明上河圖”。但問題在于，該幅作品的作者是誰，宋徽宗是在何時獲得這幅作品的，作品的主旨又是什么?曹星原提出的這些疑問，事關《清圖》數(shù)百年來聚訟不休的爭議。

這幅中國美術史上最具盛譽，同時也是被臨摹、作偽、翻印最多的作品，它的作者是誰，一直是疑問。一般意義上，它被看成是北宋宣和年間宮廷畫家張擇端的作品，但張擇端此人，于史無證。只是到了金代，《清圖》的一位題跋者張著在該幅畫作上寫上了作者張擇端。

但是，張著關于張擇端的身份說明，并沒有交代資料來源，也沒有指出他被選為翰林的時間。同時，張著根據《向氏評論圖畫記》，提到張擇端還另有一幅作品《西湖競標圖》，也是“神品”。張著引用的“向氏”到底為誰，于史無證。所以，界定《清圖》的創(chuàng)作年代與作者成了疑問。

曹星原從張著題跋開始的質疑，是相當有意義的探尋。假如《清圖》的創(chuàng)作年份都確認不了，那么怎么認定這幅作品表現(xiàn)的是大宋宣和年間的汴梁盛景?

從這一質疑入題，曹星原這本書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論證《清圖》與北宋徽宗朝宮廷畫派的風格不符。徽宗朝的宮廷畫派，在畫風上重山水、花鳥、亭臺樓閣，著色上則強調明麗、典雅、富貴。毫無疑問，《清圖》在取景與表現(xiàn)手法上，都十分的市民化，它與徽宗朝畫院的風格確實不符。《清圖》風格，看起來像是更早的神宗朝作品。

那么，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曾經收藏過《清圖》的向氏為誰。曹星原根據史學家考證，認為向氏為神宗朝外戚、向皇后弟弟向宗回。曹認為，《清圖》的第一個收藏者，就是向宗回。

這就回到了曹星原《同舟共濟》的主題，她認為，《清圖》用意，是說明向皇后秉政時期北宋的社會狀態(tài)，尤其是市民生活的常態(tài)?！肚鍒D》選取了以汴河為中心喧鬧繁華的街市，但被放置在這幅畫中心位置的，是一條即將穿過虹橋的船。這條船似乎因為偏離了航道，即將與虹橋發(fā)生相撞。于是，無論是船上與橋上的人，都同舟共濟，努力試圖將船扳回航道，以避免與虹橋發(fā)生相撞。在此，曹星原顛覆了對《清圖》是一幅簡單盛世風俗畫的判斷，賦予了《清圖》更深的政治用意。

曹星原對《清圖》的理解，相當創(chuàng)新，也相當奇特。但我認為，作者并沒有一攬子解決所有該畫的疑問。大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清圖》創(chuàng)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間，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為這一年成書的《宣和畫譜》對《清圖》沒有記載。雖然曹星原一再論證了向氏家族收藏此畫的良苦用心，但終究張著也說明了張擇端的身份為“翰林”，應為宋代官方書畫院的翰林，并非向邸私人。畫成，張擇端進獻帝王，并由帝王題名蓋章保存，是合乎情理的。而這個《向氏評論圖畫記》中的向氏，并沒有第一手的資料表明向氏就是向宗回。另外，就藝術風格而言，也不能說明宋徽宗一定容不下風格不符的畫作。

不過，對于曹星原評論《清圖》的核心意見，我是贊同的。《清圖》未必是一幅展現(xiàn)盛世景象的繪畫作品，它將危機(撞船)置入了作品的中心。同時這幅作品也表明，盛世圖像之下，埋藏著更為深遠的對立，乞丐、役夫、船工、販戶、商賈、官員、士大夫等等人群構成的北宋末年汴梁的景象中，更可能提醒觀者，繁華終究是表面的，而同舟共濟面對危機，才是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