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兩次心臟病突發(fā)后，張曉剛離開工作室休息了一年，此次在佩斯北京舉辦的“北京之聲”(Beijing Voice)是他兩年來的第一場個展，展覽將于2月28日結束，3月底轉至佩斯紐約畫廊展出。

張曉剛的作品以1990年代中期的“血緣”系列最為著名，這組朦朧的肖像畫是受他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拍攝的肖像照片啟發(fā)而作。該系列的其中幾幅作品賣出了天價，令他成為“價格最高的中國藝術家”。但是隨著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張曉剛生產出越來越多這樣的黑白畫——用糾纏的亮紅色線條串聯(lián)起來的一些顯然處在「炮彈休克」中的人物，有人開始指責他墮入了自我復制。

在生涯之初，他曾經因酒精中毒入院，這次經歷改變了他的一生，促使他創(chuàng)出了一個全新的繪畫系列。而在近年的幾次心臟病突發(fā)后，張對 ARTINFO 說：「我的生活完全變了。我每天鍛煉，不抽煙不喝酒，基本上不碰咖啡。」然而這一次，他在作品上的變化卻顯得比較細微，有了更清晰的主題，和過去的作品在視覺上有更多聯(lián)系。

“我正在想一些不一樣的觀念前進，但是這是個緩慢的過程。我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張曉剛說。

“生活的變故會勾起一些忘卻的記憶。在我再次生病的時候，我開始想我的女兒，進而以一種新的方式去回憶我自己的童年。”

在“北京之聲”里，張曉剛用一系列繪畫將自己作為孩子和父親的經歷結合了起來。

張曉剛的童年是在文革期間和三個兄弟、一個阿姨在一套有兩個房間的寓所里度過的。他的父母被派往國內的兩個不同的地方，只是每周能回來一趟，有時候是一個月才有一次。與此同時，患有精神分裂的母親，在精神狀況日漸惡化。

他的女兒也有她自己的不幸。“我和‘第一任’妻子離婚時，我女兒還是個小女孩”，他說。“當初我離家搬到北京去的時候，她還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她以為是她做了什么錯事。”

《我的父親》(2012)中，一個小女孩和父親坐在兩個獨立的沙發(fā)上，中間隔著一張茶幾。她的身體向他的方向扭著，而他則無動于衷地坐在那，盯視著畫外。“我去看她的時候，她花了很多心思打扮，做出很可愛的樣子。她會選她最擅長的歌唱給我聽，想讓我高興。但我知道她為什么這么做，知道背后是什么心理。”

雖然是張曉剛的模樣，畫中的這個穿著筆挺中山裝的男人，也是他自己的父親的一種映像。“我們幾乎沒怎么見過他，他和我們兄弟幾個從來沒有特別親近過。他只是在我們小時候跟我們解釋過，我們的媽媽生病了——不怎么愛說話。”

一張畫著一個母親和兒子的相似畫作表現(xiàn)了他在兒時和母親的疏遠。“我們不太明白她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坐在那盯著某個方向看，很長時間不說話。”

他的女兒現(xiàn)在18歲，對他當初離開時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有了更多的理解”，而在理解了母親的病情后，他自己和母親的關系也有了改變。但是他不希望失去那些感受，由此產生的復雜情感令他感到不安。

這些畫作都是個人化的，但也勢必和他成長的那個時代緊緊相連。“我最早的記憶是趴在地上畫畫。我畫了一個士兵在開槍，他的表情很憤怒，眉毛很粗。每天早上我們都會聽到對面樓傳出槍聲，那邊是昆明最殘暴的紅衛(wèi)兵的大本營。”

“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家里待著的，所有的窗戶都釘著板子。到晚上甚至還要把門蓋起來。整個屋子都是黑的，不只是因為沒光亮，還以為我們唯一的照明工具是一盞油燈，所以什么東西都被煤煙染黑了。”

張的新作是明亮而多彩的，但是其中的梅枝和松針可以看做是對過去的政治和社會黑暗的間接指涉。

“梅和松曾經是獨立思維的象征，一種對時代政治和文化主流的背離。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女孩子會用美化來表達她們的革命熱情——男孩用松針也是這個意思。這在我看來是很奇怪的。”這樣一來，擺放在空床上、或彎腰在一本書、幾瓶藥上方的梅枝所傳達出幾近陰郁的失落感，也就不是偶然了。

佩斯北京總裁冷林說：“張曉剛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會和我們的過去與當下，和歷史與記憶聯(lián)系起來。”他因此認為張是中國的一位關鍵性的藝術家，他的言說不僅限于自己，還會涉及到正在演化中的中國身份。

“我這一代人經歷了很多變遷。我們覺得生命正在我們手中流逝、消失，”張曉剛說。“我們其實不是個體——我們的生命是由其他人、由我們的過去組成的。這些太沉重了;你沒法把它們都藏在心里。我們命中注定無法擁有什么。”他說，在堅守記憶時產生的失落感，將永遠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