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學界一般認為青花五彩創(chuàng)燒于明成化，后由于1985年在西藏日喀則的薩迦寺發(fā)現了一件宣德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碗和一個高足碗，1988年又在景德鎮(zhèn)御窯廠遺址出土同樣紋飾的兩件宣德青花五彩盤，遂使青花五彩創(chuàng)燒于宣德成為定論。

其實，出現的早晚有時不是關鍵，譬如，成化青花五彩就達到近乎于空前絕后的藝術境界，在某種意義上還誘發(fā)了“斗彩”的誕生。盡管后世官窯與民窯藝人曾競相效法，但終究難以逾越。筆者認為，古往今來，惟個人的藝術造詣、繪畫理念和審美境界不與時代的發(fā)展相一致，也常常不以工藝的進步同步，誠如古來摹寫《蘭亭》甚至可達傳神的人甚眾，但再造右軍則殆難成就。所以，由木匠而成為畫家者，千百年來就是一個齊白石，而白石翁“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則一直被奉為至理明言。

時至嘉靖朝，青花五彩于一朝間從面貌到韻味都發(fā)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僅以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為例，竟判若云泥。一取典雅，以極淡雅之青花為主，礬紅色的游魚并不刻意夸張；一取濃艷，青花發(fā)色濃艷并加添綠、黃、紅釉之諸般水藻紋。同時，兩者雖都刻畫有非常寫實的紅鯉魚，可是前者以三層水草、水藻、束蓮為主，魚游其間，動靜相宜；后者下部為水草、荷葉、蓮花散布，上部藻類、落花散落星羅，魚則極夸張，碩大而略顯笨拙，更添加俯視效果圖者，遂使畫面之完整與透視感均顯雜亂。但兩者相加，全球傳世真品僅見7件。國內一件藏于故宮博物院，一件藏于國家博物館，一件藏于首都博物館，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館，海外除英國一件外，另兩件原為“暫得樓”舊藏。

“暫得樓”為香港已故著名收藏家胡仁牧（惠春）先生堂室名，所藏中國歷代瓷器聞名天下。因此，“敏求精舍”創(chuàng)會之初，先生歷任第一（1960-1962年）、二、四、五、六、八，以及十七、十八（1978-1979年）共八屆主席。其舊藏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一件見拍于1985年6月紐約蘇富比，成交價 110萬美元，創(chuàng)當時中國瓷器成交價紀錄；另一件1992年見拍，成交價260萬美元（按當時匯率約2000萬元人民幣），又一次創(chuàng)中國瓷器的成交紀錄。當2000年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來自英國的那件露面時，更以4404.47萬港元（按當時匯率約4500萬元人民幣）成交?？v觀市場，竟每次露面均翻倍。

這一件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應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富比見拍的“暫得樓”兩件舊藏之一，此次出現在北京翰海秋季拍賣會上，肯定將引起各路買家的極大興趣。

這件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造型美觀，修坯規(guī)整，構圖活潑，畫面淡雅，繪工精細。周身所繪青花束蓮、水藻紋等，層次均勻，疏密有致，色澤明快，分水細膩，燒成溫度也控制的極佳。器蓋、器腹所繪12尾游魚，均以黃釉打底，再施礬紅描繪復燒而成。其與北京西郊郝家灣出土現為首都博物館藏品的那一件，無論繪畫風格和器型特征都幾乎完全相同。

國人對于吉祥圖案應用最初是與《易經》有關，并大量見于春秋以降的構圖紋飾取向中，至歷代史書中，凡祥瑞的征兆均記錄完備。

由于漢字中“魚”與“余”諧音，故“有余圖”出現甚早，《詩.小雅》中“匪伊垂之，帶則有余”，即有盈余之意。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彩陶盆中見繪有魚，瓷器則盛行于元代磁州窯系的產品。元代末年，景德鎮(zhèn)窯開始仿磁州窯魚藻紋構圖風格，創(chuàng)作出一批青花魚藻紋盤和大罐，而這類構圖也往往是被陶瓷界認同度很高的元代標準器圖式風格。

此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將“有余圖”的構圖推向了高峰。因器物款署“大明嘉靖年制”，是為御用器，按官窯規(guī)制，系先由宮廷畫師繪制紋樣后，奉旨依樣燒造，故較之民窯魚藻紋罐的圖案講究大得多。其器蓋上等距繪四尾游魚，是為“四序有余”，即一年四季皆有盈余；器身一周繪八尾游魚，潛臺詞則為“八方有余”；合成共十二尾也有寓意。因古人常以十二指代眾多，如南齊王融《望成行》詩中“金城十二重，云氣出表里”。也常以之指一天，即十二時辰，如吳越時望江亭名對“三千里路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所以，此圖案構成總括為四序、八方、十二時中皆有余。當為嘉靖帝祈祝國泰民安的祭祀專用酒容器。

這類嘉靖青花五彩瓷，無論青花發(fā)色和色彩關系的處理、運用，還是整體繪畫風格、品味、意趣、造詣，都與成化五彩有著明晰的繼承關系，甚至像一個人或一代人的作品，因此，至少可以判定為，此系造就成化輝煌的同一批人在嘉靖初年藝業(yè)的延續(xù)。正是由于有這一批高水品工匠的存在，才使得嘉靖早期的一些小型器，若不看底款極容易被誤認為成窯。而隨著這一代人的殞沒，嘉靖朝青花五彩也徹底變成了另外的樣子，并一直延續(xù)到萬歷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