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為了保護他的作品，我們做了很多年的工作，在國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和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許多普通百姓的呼吁和關(guān)心之下，他的作品得到了應(yīng)該說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文革的時候，在1966年的時候，我們都已經(jīng)不能見到他的作品了。當時的壞人，我親耳聽到當時的壞人在叫：“這些東西還要它干什么，一把火燒掉算了。”所以我后來我請我母親一定要給周總理寫一封信，送到中南海，送過去了。結(jié)果怎么樣，當時都不知道。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當時這封信到了總理的手里，而且總理當時就指示，把他所有的東西放到故宮，因為當時故宮是由軍隊把守，人是不能進的，放在故宮的南朝房，就是朝見皇帝的時候，等皇帝上朝的，先到的官員就要在南朝房里等著。在南朝房里放了十年的時間。我們都不知道怎么交的，誰交的，誰移交的，都不知道。包括我去年，前年，我曾經(jīng)到故宮，他們請我去鑒定的一批我父親的作品，我看了以后，還有一個目錄，這個作品里頭，我說這些畫都到哪兒去了？大概有幾十幅之多，我說這些畫是在你們這兒么，他說沒有，我們也不知道這些畫在哪兒。但是從目錄是在故宮的名冊上面，后面注了一個“毛家灣”，那這些畫到底哪兒去了，不知道。所以虧了總理當時的指示，使他的作品和藏品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那么這些作品呢，到了徐悲鴻紀念館，新建的這個館以后，還在故宮待了幾年，因為那個館里頭沒有合適的倉庫，那個畫要放在地窖里面，大家都知道那個潮濕，是會使畫受到非常嚴重的損失。所以當時還不如放在朝房里面，繼續(xù)放。那個時候我們清掃，也就是說把灰塵打掉，也就是說在灰塵里面這些畫待了很長的年頭。在大家的呼吁之下，在國家的關(guān)懷之下，紀念館建了一個畫庫，具有恒溫恒濕設(shè)備，從那之后，這些作品都得到了應(yīng)該說是基本上滿意的這種保護。在之后呢，我又有一個大膽的想法，把這個倉庫關(guān)掉一些房間，把畫集中，然后把這個倉庫的空調(diào)引到展廳的畫柜里面去，把所有的畫都放到畫柜里面去，這樣所有的畫都可以說得到了恒濕恒溫的保護。這個在當時，現(xiàn)在可能多了，當時的一些年里面吧，可能我們那個地方是一個唯一的有得到恒濕恒溫基本條件的博物館。
在這之后呢，又是由于大家的關(guān)心和政府的支持，特別我要提到一位我們的老學(xué)長，應(yīng)該說也是我們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學(xué)者，顧毓秀，曾經(jīng)做過中央大學(xué)的校長，她晚年一直在美國，在那抑制做教授，她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工科的專家，但同時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詩人，音樂家，戲劇家。她始終關(guān)注著國內(nèi)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她曾經(jīng)寫信給當時的我們國家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呼吁保護徐悲鴻作品、保護油畫，所以國家在后面我們的努力下，從1999年開始，對他的油畫進行修復(fù)，到今天還在進行，我們已經(jīng)修復(fù)了近四十幅他的油畫。其中包括《奚我后》，包括《田衡五百士》、《愚公移山》這三張大畫。這些畫呢，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的一個急需，我們對于藝術(shù)的一種理解和急需。《愚公移山》是最后一張修復(fù)的大畫，我在十年以前看到這張畫的時候，是文化革命的中間，它在交回的時候，是被反卷了，因為大家知道卷油畫是朝外卷的，和中國畫是正好相反的。它在接收的時候，把它當中國畫一樣的卷起來，卷了以后造成的結(jié)果，而且不是卷成一個大卷，是像中國畫一樣卷成這么小的一個小卷，擱在一個木箱子里面，我把它拿出來打開一點的時候，所有的顏色像粉底末一樣的掉光，剩下一個白的畫布，全部掉光，我不敢再打開了，我說把它收起來，等到我們有條件能處理它的時候，我們再見這張畫。這樣又放回那個木箱子里面。直到三年以前，我們才把它一點一點地在法國盧浮宮的專家們，他們來了四個人，把這些畫一寸一寸地用膠把它粘起來，修復(fù)。現(xiàn)在這張畫已經(jīng)在我們館里展出了，最大的一張油畫，可能我們大家很多同志都沒有看過這張畫。他的《奚我后》是第一張修復(fù)的，當時在1999年的時候，曾經(jīng)由中央美院舉行的《二十世紀中國油畫大展》，這張畫放在美術(shù)館展覽的第一張，很可憐啊，這張畫，因為這張畫曾經(jīng)在他生前一直還放在南京，老中央大學(xué)禮堂，一直掛在那兒。他從掛到那兒以后，離開那兒，到重慶抗戰(zhàn)，到北京就沒有見到這畫，等他去世以后，成立徐悲鴻紀念館，這張畫才從南京回到北京?；貋淼臅r候，當時的江峰同志說，這張畫不能要了，因為這張畫在南京中央大學(xué)后來被人拿去擋窗戶、擋雨。后來是戴澤（音）先生費了很大的勁把它進行了修理，用的水粉顏色把它修理起來。后面呢，請當時的美術(shù)學(xué)院的裱工的師傅把它后面粘了一塊很大的畫布。這可能也是中國修復(fù)史上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所以這張畫后來就一直展出。在1999年的時候，看著簡直不堪入目，每個后面都有很多空白，掉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后來我們請專家來了一點一點地把它補好。
在這兒，我很欣慰地告訴大家，現(xiàn)在基本上這些畫大部分已經(jīng)修補好了，而且請的是最好的專家。從詹建俊先生（我們的油畫學(xué)會的會長），到朱乃正先生（當時的中央美院的副院長），戴澤老師他們，最后給了一個評估，我記得結(jié)論是，這是他們所見過的最好的修復(fù)，這個修復(fù)，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好在第一，絕對的尊重畫家的原作，所有掉了顏色的地方，那個缺了顏色的那塊白可以碰，其他地方都不能碰，你不能說我為補這塊白，畫出去了一點，都不行的，一點都不能碰這個邊界，絕對要忠實這個畫的原貌。 第二個就是使用的材料必須是可逆的，如果有馬上大家覺得不好，不理想，就可以把它全部重新去掉，不留痕跡的，全部去掉，而且不傷原來的畫面。所以這種修補在補好了以后，我們用放大鏡，你去看這個畫面，都看不出痕跡。而且在很多年里頭，它不會因為你用的是油畫的油、顏色去補油畫，由于油畫干的程度不一樣，由于年代不一樣，在幾年以后，你必然會從一塊補丁上，看得很清楚，所以這個是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做到了，包括美國的專家，他們博物館的館長到我們的館里頭來，他們進我們的畫柜里頭，一張一張仔細地看，最后的結(jié)論是完美無缺。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畫家的生命是因他的作品而永存的，現(xiàn)在他的一千多幅作品都受到了國家的很好的保護，他的油畫和他的心血沒有損失，那四十幅肯定會出現(xiàn)，而在館里面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我們非常好的專家修復(fù)之下逐漸地和觀眾見面。所以這是我們覺得我們還是為弘揚中華的民族的藝術(shù)，保護中華民族的藝術(shù)做了一些貢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像現(xiàn)在的何炬星先生、民生銀行這樣的藝術(shù)支持者，能夠使我們國家的急需的藝術(shù)方面的事情能夠開展和進行下去，謝謝大家。
主持人（王璜生）：謝謝徐教授，徐教授的發(fā)言我們覺得聽完是挺感慨的。因為確實一個藝術(shù)家的生命在于他的保留下來的作品，那么對于作品的保護確實是一個非常專業(yè)，也是一種責任吧，對作品的保護。那么徐先生的發(fā)言還提供了一些對研究，或者追蹤徐悲鴻先生作品的很多線索跟資料，我覺得這是我們作為研究者應(yīng)該去認真地去追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