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2月10日，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紀(jì)念美國人權(quán)運動音樂會，鮑勃·迪倫獻唱《時代變了》
2007年，鮑勃·迪倫在開姆尼茨美術(shù)館第一次舉辦個人畫展
1965年1月22日，鮑勃·迪倫在紐約
我毫不懷疑迪倫在北京工體和上海大舞臺會爆棚，即使從不聽迪倫的人也會哭著喊著要去“見證傳奇”，資深樂迷即使對迪倫沒多大感覺，也會想著去了個心愿，而有錢人會當(dāng)做去赴一場上流豪宴，就像是奢侈品牌來京滬開旗艦店一樣，不捧場好像自己就沒存在感。
眾所周知，中國內(nèi)地的演出門票普遍高于歐美也高于港臺，據(jù)說迪倫特意要求不得抬高門票價格，所以雖說迪倫的地位至高無上，但其門票價格比老鷹樂隊要低不少。不管是滾石還是老鷹，在西方往往屬于中老年人的春藥，然而迪倫一向厭惡自己的演唱會成為富老頭闊老太的懷舊派對。
但在中國，由于歷史巨大的時間差，迪倫演唱會非但算不上懷舊派對，甚至可以說只是一門新功課，或者說是一門有待惡補的課。首先該趕緊補課的是媒體，前年某著名周刊(還好不是《南都周刊》)趕伍德斯托克的時髦，不料把當(dāng)年壓根沒參加的迪倫硬塞進1969伍德斯托克，又有另一著名周刊(還好也不是《南都周刊》)趕批判藝人吸毒的時髦，借滿文軍吸毒事件莫名其妙自作多情地樹立起一個迪倫牌坊：說迪倫從不空虛從不吸毒，云云。可惜，艾倫·金斯堡給迪倫大麻抽，迪倫又給披頭士大麻抽，這早已是老生常談的上世紀(jì)六十年代著名掌故。
七年前滾石樂隊訪滬，觀眾八九成是老外，票價最貴的場地里幾乎清一色是鬼佬，以至于賈格爾請出崔健時，只有票價便宜的看臺上遠遠傳來弱弱的一陣掌聲，而賈格爾學(xué)中文大喊“你好”純屬自作多情。然而，滾石在國內(nèi)雖然沒多少鐵粉，但卻擁有一個教父級粉絲——滾石是對崔健最具啟蒙意義的樂隊，基斯·理查茲是對艾迪影響甚巨的吉他英雄。至于迪倫，盡管此次中國觀眾比例肯定會大大超過滾石那次(估計會比老外多)，盡管沒準(zhǔn)連超女快男晚會歌手都會紛紛扎堆去蹭名牌，但迪倫在中國內(nèi)地，不管是對樂迷還是對樂壇，似乎都談不上有多大影響。
這跟海峽彼岸大不相同，臺灣一直是“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六十年代初的臺灣，中學(xué)生樂團在唱貓王。后來，對于羅大佑李宗盛李雙澤胡德夫楊祖珺乃至陳升那一代來說，迪倫吉他加口琴的民謠形式以及詩化歌詞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是的，歌詞當(dāng)然是理解迪倫的一大關(guān)鍵，臺灣歌手相對來說語言障礙少得多，羅大佑挪用迪倫個別歌詞或詩意，胡德夫在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有一陣差不多以翻唱迪倫的歌為生。
而在大陸，迪倫最早是以文字而不是音樂的方式出現(xiàn)的，就是那兩部大名鼎鼎的啟蒙大作——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可敬的老翻譯家們剛從“文革”噩夢中醒來，壓根不知搖滾樂為何物，以為是一種舞蹈，《光榮與夢想》活活把Rock&Roll譯成“搖滾舞”，直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公安局印的以整治風(fēng)化為目的的小冊子還把迪斯科解釋為“一種資產(chǎn)階級舞蹈”，又稱“扭屁股舞”。《伊甸園之門》有整整一章專講迪倫，看得嗷嗷待哺的中國青年干著急，聽不到歌，只能加倍把他想象成一個一九六十年代革命尤物。終于聽到而不僅僅是讀到迪倫，要等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后期，通過英語教材有聲讀物聽到那首被翻譯為《答案在空中飄揚》的《Blowin’ in the Wind》，迪倫在中國的最初乃至最大的貢獻，是通過這首他二十五歲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普及了英語，并且普及了這個后來臭了滿大街的中譯句式——直到前年汪峰還把專輯命名為《信仰在空中飄揚》。
迪倫真正較為全面的傳播要等到打口時代來臨，上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整部搖滾史突然在我們面前決堤，但是市面上的迪倫絕大部分是他八十年代的專輯，我最早聽的迪倫唱片不是六十年代那幾張經(jīng)典專輯，而是八九十年代的幾張，比如《Under the Red Sky》，我記得每張都有最后一兩首歌被打口打到，聽不了，那差不多都屬于他平庸的專輯，沒給我留下太深印象，于是迪倫一下子就被洶涌澎湃的打口洪流淹沒。直到1994年那張東山再起的《Time Out of Mind》，我買了張盜版，第一首歌就令我欲罷不能，這才見識到迪倫的厲害，才回過頭去找迪倫早期的專輯來聽。但1994年是一個Nirvana(涅盤樂隊)遮天蔽日的年份，并且，崔健的《紅旗下的蛋》無疑遠比迪倫更令人感同身受，我還是沒來得及深入那個在《今日美國》上面無表情地和克林頓并肩站在陽臺上的老男人的世界。
崔健可以講英語，也翻唱過英文歌，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在音樂和歌詞上受過迪倫的具體影響。作為一個曾經(jīng)的打口販子，左小祖咒對迪倫的感覺遠遠不如對大門樂隊，他幾乎從未認真聽過迪倫。盡管他后來和迪倫一樣喜歡在歌中叨逼叨說事兒，但作為一個連Hello都說不好的土人，他對迪倫本能地敬而遠之。有一次我看到雜志上提及張培仁說王磊是“中國的鮑勃·迪倫”，問題是當(dāng)時王磊壓根就沒聽過哪怕半首迪倫的歌。又有一次看到雜志上說艾敬是“中國的鮑勃·迪倫式民謠歌手”，這就更搞笑，即使要吹捧艾敬，也該攀比瓊·貝茨而不是迪倫吧？可見迪倫在中國內(nèi)地很長時間里只是作為一個空洞模糊的神話符號存在，只被當(dāng)做一個彈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謠標(biāo)簽。
那年頭布魯斯對絕大部分中國樂迷樂手來說都堪稱難聽，加上唱腔艱澀歌詞費解，迪倫差不多就像貼著封條的一扇大門，里頭暗藏珍玩卻鬼影重重。直到鮑家街四十三號和沙子這樣的樂隊，才真正把布魯斯的激情帶入中國搖滾。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我看過好幾個歌手或樂隊翻玩《敲擊天堂大門》，在中國樂壇，翻唱迪倫最多的應(yīng)該是曾長期在中國美術(shù)館門口賣唱的楊一，迪倫最有名的幾首歌——《時代在變》，《答案在空中飄揚》，《鈴鼓先生》，《猶如滾石》——他都唱得很地道，這個廣東人自己的歌除了陜北民歌路子，也有幾首受迪倫影響的布魯斯民謠。上世紀(jì)九十年代的迪倫翻唱者還有pk14樂隊的楊海崧，我曾經(jīng)說pk14是冒著Bob dylan的大雨在后朋克的窄道上狂奔，有pk14粉絲罵“跟Bob dylan有屁關(guān)系“，音樂上當(dāng)然沒什么關(guān)系，但歌詞上顯然有。另一個喜歡翻唱迪倫的是頂樓的馬戲團樂隊的陸晨，不過那只是K歌式的業(yè)余愛好，和頂馬的創(chuàng)作沒什么關(guān)聯(lián)，陸晨唱迪倫就像他唱張國榮一樣，屬于以假亂真的模仿秀，他拿手的是難度更高的《荒蕪之地》(Desolation Row)。
一網(wǎng)打盡的網(wǎng)絡(luò)下載時代有損音樂家的錢包，卻有助于骨灰級樂迷的升級，迪倫歌詞中譯的論壇應(yīng)運而生，我們也輕易可以買到迪倫的打口或圓盤CD乃至黑膠唱片，以及迪倫的影碟：演唱會現(xiàn)場，他出演的故事片，馬丁·斯科塞斯拍的紀(jì)錄片。江蘇人民出版社與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先后翻譯出版了迪倫的自傳(《像一塊滾石》)和格雷爾·馬庫斯的《老美國志異》——這部關(guān)于迪倫1975年《地下室錄音》專輯的評論杰作讓我重新翻出那套雙張的打口唱片，驚喜地發(fā)現(xiàn)盡管口子打得很深，但剛好一點都沒傷到歌，我這才第一次認真聽了這張奇異而晦澀的專輯。假如說迪倫自傳撕下了一個個世人貼在他頭上的標(biāo)簽，那么格雷爾·馬庫斯的書就令人認識了迪倫通過歌曲輪番戴上的各種面具，以及面具背后的美國幽靈。
2006年德國世界杯期間，我在蓋爾森基興一個河邊的露天小劇場看過一場迪倫，看完之后都沒反應(yīng)過來，一切恍然如夢，恨不得馬上再來一遍。面對迪倫這門功課，我像是剛剛小學(xué)畢業(yè)，充滿饑餓感，我只是剛剛撕下大門上的封條進入這棟鬼影重重的老宅。
對于不熟悉甚至不了解迪倫的人來說，即便你看過迪倫演唱會可能也跟沒看差不多，迪倫始終是一個讓人難以接近的陌生人；而對于只熟悉年輕時的迪倫的人來說，即便迪倫重新唱某些老歌，你可能也會因為它們的面目全非而不知所措，迪倫善于讓自己不斷成為一個新的陌生人。
他始終是盛大的懷舊派對上走失的主人。
對于中國來說，迪倫的亮相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想起在蓋爾森基興河邊，他唱的最后兩首歌是《永遠年輕》和《猶如滾石》，盡管他的音樂生涯已經(jīng)跨越半個世紀(jì)，盡管在格雷爾·馬庫斯看來，二十五歲時的迪倫已經(jīng)是一個老人，但對于中國來說，迪倫是一個七十歲的陌生的年輕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