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地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紐約，到處充斥著反文化、反傳統(tǒng)的味道。在逐漸被邊緣化的貧民區(qū)里，一些年輕人同樣處于反種族歧視、反戰(zhàn)、反性壓抑的思潮中。涂鴉便起源于這樣的社會邊緣。

Rif自認是“第一代涂鴉藝術家”，他從10歲開始就學習涂鴉，先是在紙上，然后到小巷里的墻上練習，最后才在地鐵車廂上“動筆”。在這個小圈子里，只有技藝達到“最高境界”的人才能畫在流動的地鐵車廂上。說起現在的涂鴉，Rif語氣中頗多不屑：“現在很多人只能稱作‘涂鴉者’，根本算不上藝術家。”涂鴉帶有明顯的“地下”痕跡，加上罐裝噴漆隨處可以買到，因此大量涂鴉作品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在紐約大肆蔓延，從火車車廂到車站月臺，從街角的墻面到廁所的壁面，幾乎“無孔不入”。《世界百科全書》中寫道：“‘涂鴉’經常寫在公共廁所、公共建筑的墻上，或公園的石頭上;有些單字和詞組不甚健康;有時只是寫人的名字，也有關于性的，還有許多是政治口號。”一位現代美術理論家則這樣評論涂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涂鴉藝術的輝煌時期。它的興起，不僅是美國黑人民間藝術的宣泄，也是那個時代被壓抑的族群和階層群眾的心理宣泄。所以，從表面上看，它有很強烈的反叛色彩、發(fā)泄的傾向和隨意的風格，甚至有些反傳統(tǒng)、反社會的精神。”

早期的大多數涂鴉者既不是專業(yè)藝術家也不是藝術系的學生，他們多為街頭少年，在他們看來，涂鴉本身就是一種對于權威的反叛。但這種行為很快便引起媒體、主流藝術甚至全社會的關注，涂鴉文字也因此逐漸減少，轉而代之以大型精致的圖像。學院派藝術家逐漸被涂鴉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吸引，涂鴉遂登大雅之堂，慢慢變成主流藝術形式之一。

流行文化助推器

自從被“收編”那天起，涂鴉就成了主流藝術的宣傳工具。反應速度最快的要算是時尚工業(yè)，從奢侈大牌、牛仔褲到運動鞋，幾乎都與涂鴉“親密接觸”。“跨界”風潮流行的幾年里，很多涂鴉大師順勢與大牌合作，設計推出了極具個性的產品，頗受市場青睞。

“朋克教母”維維安·薇斯特伍德在她的時裝系列中曾大膽使用涂鴉圖案，將品牌個性推向極致;馬克·雅各布斯則邀請設計師為LV設計“涂鴉手袋”，結果異常暢銷。大牌價格本就不菲，而“大牌+涂鴉”的組合更是造就了“越貴越暢銷”的市場奇跡。

在市場作用的驅動下，涂鴉藝術家有時候也會被捧為“明星”。羅賓·班克斯自稱“藝術恐怖分子”，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全英國最有影響力的藝術界人物。低調是班克斯的最大特色，據說至今仍沒有人知道班克斯的真面目，就連他的父親都不知道班克斯就是自己的兒子。班克斯的作品涉獵題材廣泛，加之低調神秘的個性，很快獲得大眾熱捧，他的作品也很快從150英鎊一幅暴漲至數萬英鎊。

制度下的“異類”

每年，紐約市屬的清潔涂鴉組織要在數千個地點清理近2000萬平方英尺的涂鴉;而紐約警察局每年逮捕的“涂鴉分子”也有數百人之眾。不僅僅是文化生活豐富的紐約，即便像波特蘭這樣的“花園城市”，市政府每年用于清理涂鴉的預算也達200萬美元之巨。

“涂鴉”已經成了一個國際化的爭議話題。在歐洲，盡管許多國家默許涂鴉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行為，但涂鴉這種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依然令政府不堪重負。德國內政部就曾經抱怨，涂鴉藝術家們每年給德國造成數十億歐元的損失，而他們的“成本”不過是價值幾十歐元一罐的噴漆。為了徹底杜絕涂鴉泛濫，德國政府甚至動用了高科技手段，讓警方配備裝有紅外線攝像機的直升機，以使其能在夜間更迅速有效地追捕“涂鴉藝術家”。

是藝術創(chuàng)作還是破壞環(huán)境?對于涂鴉行為，人們的看法莫衷一是。雖然德國明令禁止隨意涂鴉，但昔日的柏林墻卻是世界上最長的“涂鴉墻”(高3.5米，長166公里)。時尚工業(yè)的發(fā)展也在改變涂鴉的生存狀況，在被印上商業(yè)烙印后，涂鴉不再是“社會自由的無秩序表象”，而成了潮流風向標的推進力。

“Graffiti”(涂鴉)，意大利文原意是指“亂寫”，后來被泛指在墻壁上亂涂寫出的圖像或畫。涂鴉誕生已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盡管傳入國內時間較晚，但作為流行的街頭文化的一部分，還是迅速在年輕人中得到認同。然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生于“地下”的涂鴉卻始終未能真正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世界各國幾乎每年都要在清除各種涂鴉上花費不菲，也因而有人認為所謂“涂鴉”其實不過是一種對城市和視覺的污染。　　中國涂鴉

在路上　　Seven是國內較早接觸涂鴉的人之一，畢業(yè)后由于在天津工作的關系，便拉上幾個同好成立了“ABS CREW”，團隊由環(huán)渤海地區(qū)幾大知名涂鴉團隊主力成員組成，可算是強強聯合。

據Seven介紹，團隊的三位主要成員都曾在天津做涂鴉，而且三人都是來自石家莊，便產生了組建團隊的想法。作為HIP-HOP文化的四大元素(其他為說唱、街球和街舞)之一，涂鴉在國內起步最晚，十年前隨著HIP-HOP熱潮涌入國內。“盡管比起歐美涂鴉文化的發(fā)展差距不小，但目前國內涂鴉的發(fā)展路線還算健康，沒有幫派關系。國內做涂鴉的大都是美院學生和設計師，因此也可算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Seven和他的團隊成員幾乎都是在大學期間迷上涂鴉的，但那時國內涂鴉愛好者尚不多見(即便是現在，國內的涂鴉愛好者加在一起也不過百人規(guī)模)，很多人就是靠模仿國外涂鴉作品一點點成長起來的。Seven表示，目前在國內涂鴉還很難成為謀生的手段，“玩涂鴉要么走商業(yè)路線，要么就選擇‘地下’。前者的好處是可以通過涂鴉獲得一定的收入，但前提是必須放下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念;后者雖然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但畢竟無法靠涂鴉養(yǎng)活自己。”

即便是選擇了商業(yè)途徑，對于像Seven這樣的涂鴉愛好者來說還是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怎樣協(xié)調商家與涂鴉者之間的理念差距，有的商家認為免費提供場地已經是極大的優(yōu)厚，卻從未想過涂鴉者要付出怎樣的精力去完成一件作品。” 　　涂鴉達人

巴奎斯特

對于涂鴉愛好者或者對涂鴉史稍有了解的人來說，“達人”一詞似乎并不足以形容讓·米歇爾·巴奎斯特在涂鴉藝術領域的地位。我們只知道，當這位在人間只度過了27個春秋的年輕人的作品在上海展出時，策展方為這些作品投保了9000萬美元。

算起來巴斯奎特投身涂鴉的時間并不算長，只有10年時間——但對于一位天才來說，十年足以迸發(fā)出最耀眼的光芒。雖然自小浸淫傳統(tǒng)藝術，但巴奎斯特在父母離異后便開始頻繁離家出走，并由此結識了涂鴉藝術家阿爾·迪亞茲——后者對巴奎斯特最大的“幫助”并非在藝術上，而是讓他染上了毒癮。上世紀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正在美國盛行，年輕的巴奎斯特和他的伙伴整天拿著粉筆或噴罐進行創(chuàng)作，躲避揮舞著警棍的警察。

1977年，一些署名“Samo”的涂鴉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其中也包括哈里——另一位著名的涂鴉藝術家。他很快打聽到，這些作品都出自巴奎斯特之手，“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別人將涂鴉當作一種發(fā)泄的工具，而他卻將之視為嚴肅的作品，并像傳統(tǒng)繪畫那樣簽上自己的名字。”很快，追逐“Samo”的警察變成了握著鈔票的商人，在一次名為《時代廣場展》的涂鴉藝術群展中他脫穎而出，“他的作品中有一種清晰簡潔的、強有力的、震撼人心的，同他所處時代緊密聯系的東西。”

盡管來自街頭，但巴斯奎特的身上卻極少有“暴富”后的忘乎所以，“他的工作室里只有一臺簡陋的電視機和床，地上就是藝術史的書籍和畫冊，畫掛滿了四壁。”隨著名望的飆升，毒品也日益侵蝕著這位天才的身心。忘年之交安迪·沃霍爾遭槍擊去世的消息對巴奎斯特來說是另一個沉重的打擊，從那以后他過起了深居簡出的生活，很少創(chuàng)作新作品。1988年8月12日，巴奎斯特被發(fā)現死在自己的公寓中，過量的海洛因奪走了他的生命。如今，巴奎斯特的作品經常在全世界進行巡展，市場對于“巴奎斯特”這四個字也非常買賬，拍賣價格通常不會少于600萬美元。

作為巴奎斯特最堅定的支持者，收藏家巴茨深信：“如果不是過早去世，他的名聲會更加響亮……巴奎斯特有一種草根精神，他的眼光和思維不只局限在他的國家和他的時代，他既是生活的體驗者又是創(chuàng)造者，還一直保持著自己漫不經心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