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這句話用來形容張郎郎再合適不過。他上世紀60年代將現(xiàn)代詩與畫筆相結(jié)合，記錄下了那時一個少年的純真與理想，后因世事變故，他擱下畫筆，甚至遠赴重洋，數(shù)年前，內(nèi)心的召喚使他再拿起畫筆，續(xù)寫少年時的夢想，這些畫既是對父親張仃“畢加索+城隍廟”風格的延續(xù)，也是對家人最好的懷念，同時體現(xiàn)著他對生命的熱愛和贊揚。2017年7月8日，《一個文人的“從心童畫”：張郎郎個展》將在清華大學美術(shù)學院美術(shù)館開幕，開幕前夕，我們對他進行了專訪。
藝術(shù)中國：“一個文人的‘從心童畫’”展覽是您的第一次個人畫展嗎？題里我們能看到“童心”二字，您是怎么看的呢？
張郎郎：實際上我第一次正式辦畫展是四年前在798，那時候我在網(wǎng)上跟朋友聊天，大家說你是中央美院畢業(yè)的，那你畫過畫嗎？我說畫過，那你畫張給我們看看。當時就畫了在網(wǎng)上給大家看，他們說挺有意思的，那你搞一個畫展吧，那次完全是匆匆忙忙的，大概也就20多張，做了一個簡單的展覽，等于是現(xiàn)在畫展的預(yù)展或者是由頭。
我父親去世以后，我回國的次數(shù)比過去多，幾乎每年都回，慢慢地自己想開始畫畫，為什么是“從心童畫”？因為父親過去一直跟我們說“我是一個小學生”，這有兩個含義，第一是說藝術(shù)道路是無止境的，他永遠是在探索，永遠在學；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一個藝術(shù)家在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他的精神狀況還是要回到最原始的起點，所以一些大畫家最后的畫跟兒童畫特別像，就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中生活了這么多年，人的社會性特別強，而真正的造型藝術(shù)，只有兒童最直接，這是我從父親那里獲得的啟發(fā)。
少年張郎郎（中）
這些畫不是我現(xiàn)在開始畫的，這個風格實際上是文革以前，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當時我父親在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他主要教設(shè)計，要帶一部分學生到云南，就是丁紹光他們?nèi)ノ麟p版納。少數(shù)民族的服裝和色彩一下子給他很大刺激，他在那一上手，發(fā)現(xiàn)跟他原來喜歡的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和對畢加索的崇敬很契合，而且他發(fā)現(xiàn)畢加索跟中國的民間藝術(shù)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才會有“畢加索加城隍廟”這種說法，后來大家說這是一種裝飾繪畫，但是從我們的角度說就是最讓我們觸動的。
那時我正好在中央美院上學，學美術(shù)史。當時我受父親和丁紹光這批學生的影響，畫了之后把自己的一組畫裝訂在一起，起名叫《隨夢錄》，才敢拿給我爸爸看。我爸爸本來是不讓我們學畫畫，認為在大藝術(shù)家家庭中的小孩畫不出來，歷史也確實如此。但他看了以后很高興，他說沒想到你也喜歡畫，但是他說你畫的這些得算“文人畫”，為什么呢？因為我的畫都有題目，都有寓意在里邊，比如我畫了關(guān)于一篇小說名叫“坦泰的鋼琴”，坦泰是希臘神話的一個人物，就說一個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得不到發(fā)揮，最后他自己就好像在夢境中，旁邊的大山都變成了琴鍵，他的手突然變成無限大，在那兒彈琴。我爸爸說我們畫的是真正純粹的繪畫。后來他說因為你母親是搞文學的，父親是搞繪畫的，所以你畫這種畫沒準對你說來更得心應(yīng)手。當時紙張什么不像現(xiàn)在那么便宜，父親拿了幾張大的宣紙給我畫，我用一張整張的宣紙給父親畫像，是用現(xiàn)代的手法，并開始用廣告顏色，這樣它才有足夠的顏色，鮮明的反差，看著過癮。這個可能跟我一直喜歡西方的現(xiàn)代詩有關(guān)系。
張郎郎《往事》作于1967年
60年代，張郎郎用紅藍鉛筆和信紙畫了兩幅繪畫，分別是《迷茫》和《往事》。后被范鑄明先生保存下來。其中一張題為《往事》遺失于前文化部部長英若誠（英達的父親）家中。
藝術(shù)中國：“童畫”與“童話”諧音，一方面是說您跟文學的這種聯(lián)系，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達了您在畫面里面的某一種意境？
張郎郎：實際上我60年代的畫作基本都散落了，所以現(xiàn)在一開始是在回憶當年畫的是什么，但經(jīng)過了這么多年，跟那時候已經(jīng)不完全一樣。從內(nèi)心來說，一個是我要回歸自己對美的感覺，所以說“從心童畫”也是一個童話，所謂童話就是自己想象的是比現(xiàn)實更美的東西，還有兩張是根據(jù)60年代幸存下來的小畫，完全放成大的，在畫的過程中自己覺得不是自我救贖，而是自我回歸，畫完那兩張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我又接著往前走。
我父親畫所謂“裝飾繪畫”這條路，60年代之后他不可能再畫下去了，只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別的都被銷毀，一直到80年代他再重新畫畫的時候，就改畫焦墨了。王魯湘、李兆忠等評論家說他的藝術(shù)道路另辟新徑，過去那條路戛然而止，他的學生，包括丁紹光等，都覺得如果我父親一直沿著這條路畫，可以走得更遠，雖然他有畢加索的影子，也有城隍廟的影子，但這兩者融合在一起并不是很勉強，而是非常自然。雖然80年代像黃永玉等一系列的大家，也在走這條路，但是因為每個人的風格不一樣，所以千姿百態(tài)。因此我還有一個心意，就是我在60年代我受父親啟發(fā)的那條路中斷了，現(xiàn)在我正好退休了，我可以接著畫，這四年我一直在沿著這條路畫。
藝術(shù)中國：對于“從心”，一個解釋就是您從自己內(nèi)心出發(fā)，不是跟隨某個流派或者說限制于規(guī)矩，還有一個諧音就是“重新”，您的想法是什么？
張郎郎：它另外一個含義就是，我回來以后看了我父親的畫在拍賣，我也常到美院和清華美院看展覽，有時候我替他們惶惑，因為不是說年輕人沉不下來，而是整個的繪畫市場和繪畫理論也太復雜了，所以都無所適從。永遠這樣的話，路就更難走，藝術(shù)家不應(yīng)該跟著市場走，也不能跟著博物館的需要去走，雖然從你的心走出來的東西可能被認識，也可能不被認識，但總是你自己的東西。
張郎郎（中）與父親張仃（左）、母親（陳布文）
藝術(shù)中國：除了您在60年代被張仃先生的畫作深受影響，他日常的一些藝術(shù)熏陶，對您是不是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張郎郎：對，因為我父親喜歡畢加索，所以我在延安生下來看見的第一張畫就是畢加索的畫，后來一直到東北、北京，在我上中央美院的時候，我父親從巴黎回來，帶回了大量的西方的畫冊，包括畢加索、馬蒂斯、莫迪利亞尼等。當時看畫實際上和現(xiàn)在不一樣，我們并沒有把它們劃分的那么清楚，不管是古典的、現(xiàn)代的，還是中國的、外國的，比如說齊白石、李可染、林風眠，包括畢加索、戈雅等，每張畫我們認為它好，一定是被感動或跟我們的內(nèi)心有一個共鳴，都是完全從這個來看。這些畫家里我最覺得跟自己最近的就是畢加索、莫迪利亞尼。我父親對我最大的鼓勵是我畫的他那張像，他并沒有說多好，而是說雖然你在美術(shù)學院進行了基本訓練，但是你的線條還是很生，這很不容易，線條熟不是一個好畫家，生的線本身有自己的生命，沒有力量的話，是站不住的。
藝術(shù)中國：在60年代，您的很多畫作與您喜歡現(xiàn)代詩有怎樣密切的聯(lián)系？
張郎郎：因為我當時喜歡麥考斯基早期象征派的詩，還有西班牙的洛爾迦，在他寫的那個詩里面我可以讀到畫面，像洛爾迦有名的“黑小馬大月亮”，另一句是“紅月亮，黑小馬”，實際上應(yīng)該是馬比月亮大，但是在他眼里是月亮比馬大，這些畫面會讓你有很豐富的藝術(shù)想象。
在60年代，除了給我父親的，我自己也畫了很多畫，比如說像高爾基寫了一篇小說《丹柯》，就是講一個名叫丹柯的人，最后他為了讓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把他的心拿出來，變成火把，舉在手里，我覺得這特別有畫面，就把它畫出來。別人說你為什么非得畫這樣的？我說這本身能感動我，光讓我畫一個靜物或一個山水，對我來說不能感動，但是我看我父親的焦墨，像《巨木贊》、山水長卷等，一樣能感動人，關(guān)鍵是你在畫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jīng)被感動了。
當時在巴黎的洛東達咖啡館的時候，畢加索也跟波德萊爾、愛略特這些現(xiàn)代詩人在交叉之中，他的畫對他們的詩有啟發(fā)，反過來他們的詩對他的畫有啟發(fā)，所以我覺得我的畫畫和文學是分不開的，所以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說還是算“現(xiàn)代文人畫”，但是這個跟咱們現(xiàn)在流行說的文人畫不是一個，這個叫法是為了說的方便，并不一定符合美術(shù)史的敘述。
張郎郎 《海默印象》
藝術(shù)中國：從上世紀60年代之后到2004年首次在798嘗試做展覽，這40多年中您有沒有繼續(xù)畫畫？
張郎郎：我一直在畫畫，不過后面都是屬于一種習慣。這些年我在國外教書，時間比較緊張，不可能有條件畫大畫，也不可能在一張畫上花很多時間，所以我就用圓珠筆、鉛筆、鋼筆隨手畫。我北京四中的同學，都知道我那幾年差不多都在畫畫，在課本上每頁全畫滿了，實際上就是自己為了好玩，而線條如何堆積出一個形態(tài)，這是一個自己的過程。
藝術(shù)中國：這些隨手畫的風格跟60年代是一脈相承的嗎？
張郎郎：對，一脈相承，而且是一個自我的發(fā)展。我父親畫的這類畫現(xiàn)在沒有人在畫，我試圖再繼續(xù)，也許我是最不專業(yè)的一個畫家，但是我至少是一個志愿者，有熱情往前再推動，也許美院的年輕人受到影響之后，沒準兒可以畫的更好。
藝術(shù)中國：在國外的這么多年，在國外博物館中看很多的原作，對您是否有影響嗎？
張郎郎：有，我差不多20年一直在華盛頓，那里有很好的博物館，而且有很多我喜歡的畫家的原作，給我的震撼第一是保存好，第二是顏色這么鮮艷、厚重，第三是發(fā)現(xiàn)畢加索幾張?zhí)貏e鮮亮的畫，實際上不是用油畫畫的，而是用油漆畫的，這就給我一個啟發(fā)——最關(guān)鍵的是最后的效果，前面的手段不重要。
張郎郎作品
藝術(shù)中國：在您的作品中，除了一些文學性的繪畫，也有像李兆忠先生所說，包含著“主觀思想和客觀現(xiàn)實碰撞所產(chǎn)生的靈魂之光”。
張郎郎：對，像《紅與黑》實際上我是受王魯湘一篇文章的影響，他說我父親這一生一直是在紅與黑之間糾結(jié)，我說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有兩個糾結(jié)，一個是文學和美術(shù)的糾結(jié)，后來我就發(fā)現(xiàn)這個糾結(jié)，你可以用另外一種心態(tài)將它們?nèi)诤希晕覍憱|西也可以有很多畫面，在畫畫的時候也可以有很多寓意，把它劃分是理論家的事兒，關(guān)鍵是你能不能做出來自己喜歡的東西；另外一個糾結(jié)就是，我生在延安，一直是紅色的家庭背景，另一方面，我生活的經(jīng)歷又特別坎坷，是一條黑線，所以糾結(jié)在一起。但是也可以讓它們相處，就把坎坷的經(jīng)歷變成一種財富，把紅色的線變成可以推進的正能量。從這個角度說，人生實際上也是畫，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條件，怎么把這些有利和不利的條件，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線條，在一個有效的情況下組裝起來，可能就是屬于你的一張人生的大畫。
藝術(shù)中國：在《紅與黑》的畫面里有一個小孩，是代指您自己嗎？
張郎郎：對，這個小孩的靈魂和精神在其中無所適從，但是也有好處，實際上靈魂可以漂流其上，就是你不要糾纏進這兩大塊，是可以飄逸出來的。
藝術(shù)中國：這好像是中國人的一種智慧。
張郎郎：對，我母親小時候就給我們講，在你遇到特別痛苦或者特別憤怒而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時候，你不要去掙扎，不要去斗爭，最好的辦法就是靈魂出竅，你出來反觀，那時候你會很平靜，因為歷史、社會就是這樣。
張郎郎作品
藝術(shù)中國：您的人生歷程是很曲折坎坷的，但是在您的畫面中，看不出任何憤怒或仇恨，反而是充滿童心和陽光的，您自己是如何看的呢？
張郎郎：這跟我現(xiàn)在寫的幾本書是一樣的，因為我把自己拉遠一點。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實際上一生中可能有高升，也有降低，有反復的曲線，我只不過是曲線比別人的幅度更大，但是反過來想我也占很大便宜，別人沒有機會有這樣極端的感受。我在文學上講故事的時候一定盡量讓自己以第三者的角度平白直述，講當時我所知道的實際情況，當然不能說百分之百就是事實，因為根據(jù)羅生門，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但是至少你不要把自己卷入進去。我畫畫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心情，我只畫我自己覺得美好有趣的，讓我激動的，有悲傷、也有歡樂、也有沉思，但是不要把特別負面的情緒和所謂“丑的美”表現(xiàn)出來。
最近幾年我去798、宋莊，有時候覺得它們很有探索精神，但是有的畫的我實在不能看。我不能說我畫的好，至少我得讓人家覺得這個畫看著還舒服，這是我對美術(shù)的理解，因為我們畫的是美，所以我自己在畫畫的過程中，不能把自己心里邊的仇恨憤怒全畫進去，但也有的畫家愿意這么畫，畫好了也不錯，但是要畫好不容易。
藝術(shù)中國：60年代“畢加索加城隍廟”的風格并沒有延續(xù)下去，您期望您的展覽能夠給人們提示一些什么？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
張郎郎：我覺得這次在清華美院辦展，最后能夠被批準，已經(jīng)很榮幸了。因為我不是一個繪畫系的畢業(yè)生，也許畫的畫還能看，就被同意了。從我的角度我希望就是有學生或者別的畫家，看了以后可能按照他的風格和技巧會解讀得更好。我第一次辦展以后至少得到一個效果，就是我的同學說咱們美術(shù)史系的人也可以辦畫展，至少真正愿意好好畫的人會多一些。我這么大年紀開始畫畫，第一并不是想以此出名，第二不是希望以此養(yǎng)家糊口，沒有這兩個，就可以真正做到純粹從內(nèi)心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從心而畫。
藝術(shù)中國：反過頭來看為什么這么多年您都沒有選擇別的繪畫方式，一直這種現(xiàn)代的而且具有文學性的方式？
張郎郎：我有一個階段也畫水墨，但是我覺得水墨和我的性格和審美理想不一樣。我在普林斯頓當訪問學者之后，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這個時候在我在紐約有一個做藝術(shù)交易的朋友吳爾鹿，他看了我的畫，說你就當職業(yè)畫家，我來代理，還給我弄了畫室，買了畫布和大量的顏色。這時候突然康奈爾大學通知我可以去教書，我還是“目光短淺”，因為當時還有我女兒正在上學，我賣畫能不能謀生還是一個問號，但是去教書至少可以養(yǎng)家糊口。如果我當時聽了他的話，沒準兒我可以畫得更早，自己就變成一個職業(yè)畫家了，等這次我跟吳爾鹿說我開始畫畫了，他說你別跟我說，那個時候我還能做，你現(xiàn)在這么大歲數(shù)，怎么做啊？
張郎郎在香港畫室
藝術(shù)中國：這種風格跟您遺傳自父親和母親的職業(yè)道路，以及您本身對二者的熱愛是有直接關(guān)系的？
張郎郎：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畫這個風格，我兄弟姐妹看到后都特別理解，因為當時我們家最有意思的游戲就是在家里辦家庭雜志，我在家庭雜志畫的就是這個風格，現(xiàn)在把它畫成大的，再往前發(fā)展，顏色更好，他們會很高興，另一方面我也覺得是對我母親和父親紀念的最好的一種方式。
藝術(shù)中國：什么是家庭辦雜志呢？您能否介紹一下？
張郎郎：實際上就是手抄本，讀者是家庭的成員，以及朋友或者朋友的孩子，傳完了一圈之后又還回到我們家，畫畫也行，寫文章也行，把它釘在一起，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家一直在做這個。
藝術(shù)中國：從上世紀60年代您的作品充滿生命的沖動，青春的活力，直到今天您依然是希望把正能量表現(xiàn)在畫面上，這反應(yīng)了您對這個社會、人性怎樣的認識？
張郎郎：真正的原因是我從小受家庭影響，包括后來在美術(shù)史系，也學了很多關(guān)于美的內(nèi)容，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美？”我曾經(jīng)有個同學從他的角度說美就是生命力，表現(xiàn)出生命的美好和對生命的渴望。實際上這是一種理想，人都不能永生。我的畫，一切都是讓人家覺得生活是美好的。我給郭路生（食指）寫的“相信未來，熱愛生命”，實際上是我自己的座右銘。我還是會沿著這條路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