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新年,在孫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陰不陽,不冷不熱,帶著一種灰調子,說來就來了。元旦當天,她拉著弟弟孫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觀亭之上,面對滔滔長江,看見長江南岸那遠遠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經(jīng)滿十八周歲了。“倚檻蒼茫千古事;過江多少六朝山。”面對大觀亭門柱上這副對聯(lián),她停步良久,心中也生出許多蒼涼的感慨來。 幾天后,父親朋友從南京帶來口信,說他們將方方面面關系疏通好了,孫多慈他們一家,可以到老虎橋監(jiān)獄,探望分開三個月之久的父親。 母親孫湯氏帶著他們?nèi)置茫B夜坐船到了南京。從下關大輪碼頭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孫多慈突然有一種親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會發(fā)生什么,也不知道未來命運如何,但她感覺,這座城市,與她,與他們一家,肯定有許多剪不斷理還亂的牽扯。 原以為父親肯定是一副萎縮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變了個人:兩頰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須,又深又長,掛滿兩腮。關鍵是他眼中充滿激情的銳氣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甚至是絕望的惆悵。但讓孫多慈沒有料到的是,三個月的牢獄生活,不僅沒有打垮父親,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種以前所沒有的威武不屈之氣。 順著長長走廊走過去時,父親正在斗大監(jiān)室之中,消消停停地與監(jiān)友下棋,看他神態(tài)怡然自得,根本沒有把自己當作是階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帶著三個孩子來看他,也不回頭,倒是他的監(jiān)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盤推了,這才逼他回轉身來。 看見父親,孫多慈鼻子一酸,兩行淚水奪眶而出。 “你這傻孩子,哭什么。”孫傳瑗笑著將她拉過來,“來,介紹你認識蔣叔叔。蔣叔叔蔣方震,字百里,地地道道的民國奇人。你讀過的《浙江潮》、《改造》,中國一流大刊物,都是他主編的!爸爸此次能與他同監(jiān),是三生有幸!” 蔣百里的名字,孫多慈有所耳聞。報刊介紹他是軍界奇人,有“中國兵學泰斗”之譽。這位光緒秀才,青年時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yè)后回國,任沈陽督練公所參議。后又赴德國學軍事。辛亥革命時,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1912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1917年在北京任總統(tǒng)府顧問。1920年考察歐洲,后回國從事新文化運動,其主編的《改造》雜志,在國內(nèi)的影響,僅次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1923年,與胡適等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吳佩孚軍總參謀長。傾注他大量心血的“共學社叢書”,共十六套八十六種,是民國規(guī)模最大的學術文化叢書之一。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等翻譯的俄羅斯文學名著,都是在共學社出版的。1929年末,因參與唐生智聯(lián)手石友三的反蔣活動,也被蔣介石秘密關押進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 孫傳瑗對蔣方震說,“我這個女兒孫多慈,是我的最愛,常和你說‘平生愛女勝愛男’,指的就是這個丫頭。” 孫多慈禮貌地與蔣百里打招呼,但她的眼睛里,淚水依然無法止住。 孫傳瑗不高興了,把臉一沉,道:“還記得孟子《告子》關于‘動心忍性’那一節(jié)嗎,來,背來給我聽聽。” “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孫多慈一邊哽咽,一邊背誦出來。 孫傳瑗滿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實。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僅僅如此,我還要批評你。為什么,從小就和你講過,人的聰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艱苦磨煉。家庭變故,人生坎坷,環(huán)境惡劣,是壞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磨煉人,造就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這樣,才能修養(yǎng)人格,堅強意志,致力學問,創(chuàng)造事業(yè)。只有這樣,才能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只有這樣,才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嗎?” 孫多慈半跪在父親身邊,一臉淚水,拼命地點著頭。 “好,你給我記著,現(xiàn)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緊時間,認真準備,還是按照我們原先訂的計劃,報考國立中央大學。” 在安慶女中,孫多慈一直是學校的驕傲,國文、數(shù)學、英語三門重點課目,只有數(shù)學略差一些,另兩門始終是高分。當時在安徽大學任教的蘇雪林,后來寫文章回憶說:“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卒業(yè)的。民國十九年,到安大教書,又回到安慶,母校此時已改為省立第一女子中學了。常聽朋友們談起:母校出了一個聰明學生孫多慈,國文根底甚深,善于寫作,尤擅長繪畫,所有教師都刮目相看,認為前途遠大,不可限量。”安慶女中的校長也把孫多慈當作一面旗,無論校內(nèi)校外,大會小會,總是得意洋洋地伸出兩個手指頭,“我們安慶女中有兩位才子,一個蘇雪林,現(xiàn)在是安徽大學的教授了;另一個孫多慈,將來還不知道如何發(fā)達!” 1930年是孫多慈命運轉折關鍵之年,隨著高中最后一學期結束,她在安慶女中的學業(yè)全部完成,面對她的,是嶄新的大學生活。報考什么學校,選擇什么專業(yè),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孫多慈,以及她的老師,做了細致的商量,當時定的目標十分明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可突然發(fā)生的家庭變故,打亂了她的生活環(huán)境和學習心態(tài),短短兩個多月下來,各課成績直線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別說報考全國一流的國立中央大學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學,也還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從南京回來,這種狀況依然無法改變,孫多慈也知道父親所說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來,非常困難。 母親非常著急,但也非常無奈,“你這孩子,命真不好,偏偏在這節(jié)骨眼上,爸爸出了事。” 孫多慈表面上還是很樂觀,她安慰媽媽說:“你放心,吉人自有天佑,你女兒呀,肯定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料。我會努力的!”可私下里,她的心思就是定不下來。只要一捧起書本,爸爸的影子就浮到眼前來了。就想哭,就想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把眼睛、耳朵都捂住,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 事情在這年春天發(fā)生了轉機,4月的一天,父親孫傳瑗意外地被放出來了。事先孫多慈并不知道,放學回家,見客廳坐著一個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親,就快活地“啊”的一聲大叫,把父親死死抱住,生怕別人再把他從自己身邊帶走。依舊淚水滿眶,但這個淚,是高興的淚。
孫傳瑗在她鼻子上輕輕刮了一下,“你這個傻丫頭,爸爸大難不死,又逃過一劫,你應該高興才是,怎么哭出來了!” 孫多慈看著父親,也不說話,只是樂呵呵地傻笑。 坐下來細談,話題很快就繞到孫多慈報考國立中央大學的準備情況上來。“怎么樣,你有多大把握?” 孫多慈難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頭。 孫傳瑗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把失望之意掩飾過去,臉上依舊掛著一絲笑意,“我估摸著你也考不上。爸爸關在老虎橋監(jiān)獄,你心掛在爸爸身上,哪還有心思復習準備?” “也不是,我……” 孫傳瑗擺了擺手,“你不要氣餒,上不了國立中央大學,就上省立安徽大學,在安慶當?shù)兀謰屵€可以多照顧你一些。” 孫多慈略略遲疑,還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父親,“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學的中國文學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學繪畫。先在中央大學旁聽一年,明年再考。” 父親很意外,“你什么時候有了這個念頭?” 孫多慈淡淡一笑,沒有深說。 其實孫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孫多慈去老虎橋監(jiān)獄探望父親期間,恰逢中央美術會畫展開幕,孫多慈那天正好路過,完全是無意識的,也隨人流走進了展覽大廳。在展館第二室,一進門,她就看到了掛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艷,也最具視覺沖擊力的油畫《田橫五百士》。 小時候就聽父親說過“田橫五百士”的故事,但那只是個模糊概念,具體畫面,只能按她自己的想像做最大的發(fā)揮。而現(xiàn)在面對的《田橫五百士》,卻是強烈地震撼人心能夠觸摸的場景。在這幅巨畫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長時間,她只知道,她被畫作右上角那片藍色深深打動了。“藍”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藍”而襯出白云,濃烈而突出,與“壯”之意相互呼應。畫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濃烈的云,從而形象高大,心胸高遠,言行舉止也有了“壯”的威武,“壯”的雄健。 晚上回到旅館,在《中央日報》上,她讀到了紫天《徐悲鴻的畫》這篇文章:“《田橫五百士》是描寫漢帝遣人招撫田橫,田橫與五百士作別時的情景,此刻田橫心中充滿說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橫此去兇多吉少,在傷別離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歸來,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撓,所以此時的情緒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記住了一個注定要讓她記一輩子的名字——徐悲鴻。 去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旁聽西畫的念頭,就是在這一刻產(chǎn)生的。 父親沒有說話,雖然他不希望女兒走繪畫這條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1930年,孫多慈和同學李家應一道,到南京報考國立中央大學。父親本來要陪著她們過來的,但孫多慈堅決不同意,她認為她自己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事情。 國立中央大學的大門,類似法國巴黎的凱旋門,不過結構上要簡單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談不上什么大氣勢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為支撐,寬約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單單薄薄的孫多慈從下面走過,顯得十分渺小。穿過大門,大道筆直,遠處圓形的帶堡狀屋頂?shù)慕ㄖ瑒e有一種歐洲風情。 邁進中央大學大門的那一刻,孫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亂,也不是興奮,而是一種黏黏的如膠狀的東西,還沒等她做出反應,一下子就把心給吸住了,牽引著她,迫使她不自覺地跟著它走。而且她感覺,這種行走,一時半會還不能終止,似乎綿綿無盡,似乎遙遙無期。不害怕,也不討厭,只是好奇,只是刺激,就想以自己的生命,陪著它一直走下去。 多少年后,孫多慈反復回憶到這一細節(jié)時,最終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愛情對她的呼喚。 1930年的國立中央大學,從頭至尾,組建才滿三年時間。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南京。4月,國民政府成立。6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采納蔡元培關于“改官僚化為學術化”的提議,頒布“大學區(qū)制”,率先在江蘇和浙江兩省試行。在江蘇,國立東南大學與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yī)科大學及南京工業(yè)專門學校、南京農(nóng)業(yè)學校、蘇州工業(yè)專門學校、上海商業(yè)專門學校被合并組成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由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張乃燕出任首任校長。1928年2月,依照國民政府大學院大學委員會決議,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稱江蘇大學。同年5月,又改名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國民政府推選吳稚暉出任,但吳稚暉一直未能到職,校長一職,仍由張乃燕續(xù)任。孫多慈報考中央大學時,國立中央大學共設八個學院,分別是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農(nóng)學院、工學院、商學院和醫(yī)學院。下設四個系科。孫多慈報考的,是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考試的感覺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孫多慈擅長的寫作,也始終找不到感覺。來南京報考中央大學的考生,高手如云,孫多慈那點才華,本來就不是特別出眾,這種才華又只顯露了二分之一,自然無法與強手一拼。結果在意料之中,孫多慈的名字,沒有出現(xiàn)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新生錄取名單上。 從南京回來,孫多慈情緒很沉悶,把自己關到房間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畫畫,連飯也是弟弟孫多括送進來。前后折騰了大概有半個月,這種低落的情緒發(fā)泄完了,再從屋里出來,她也換了個人,身子瘦了一圈,臉色也蒼白如紙。 父親見怪不怪,“情緒調整過來了?調整過來就好。那就去辦該辦的事吧。”說著,遞過來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宗白華教授。 “籌辦安徽大學時,也想請宗白華來安慶執(zhí)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這兩年我們多有交往,也和他說過你報考中央大學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會幫忙的。”
早先年,大概是上初中的時候吧,就聽父親說過宗白華教授。當時父親帶她去招商局碼頭接他一個朋友,從高井頭上來,快到小南門時,父親指著一處老宅子對她說:“這戶大門頭是方公館,里面住的方家,在桐城是名門望族。早先有大學者方東樹和方宗誠,現(xiàn)在他們家的外孫宗白華,在中國,是詩人,是哲學家,還是了不得的美學家。中國美學現(xiàn)在有兩塊牌子,叫‘南宗北鄧’,其中‘南宗’就是宗白華,他是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和柏林大學留的學,現(xiàn)在是東南大學美學頭一塊牌子。‘北鄧’指的是鄧以蜇,也是我們安慶人。當年在尚志小學堂時,我還當過他的老師呢。”孫多慈后來經(jīng)過方公館,都會忍不住抬頭對那邊多望一眼。 “你現(xiàn)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幫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壞,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讓爸爸失望就行。” 孫傳瑗極力顯得平淡顯得輕松的話語,讓孫多慈非常感動,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緊緊抱住父親痛哭一場。 父親拍拍她的肩膀,說:“也好,本來你繪畫就有基礎的。當年蕭謙中到我們家來,還建議你去北平找他呢。”又說,“我打聽了一下,中央大學的藝術專修科屬教育學院,畫家潘玉良也在那里任教。潘玉良的老家在桐城,小時候很苦,后來淪落至青樓。潘贊化任蕪湖海關監(jiān)督時,把她救了出來,后來兩人在上海結合,就做了潘贊化的二房。潘贊化我見過幾次面,但他夫人一直不認識。如果能進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旁聽,最好跟著她,都是安慶人嘛,會有照顧的。”說到此,他笑笑地看著女兒,“聽說潘贊化和潘玉良在上海結婚,還是陳獨秀給證的婚。陳獨秀你應該知道,現(xiàn)在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總書記,名氣大得很啦。陳獨秀也是安慶人,家就住在南水關。民國初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你爸爸還是他的手下呢!” 半個月后,孫多慈獨自來到南京,到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找到了宗白華教授。 宗白華果然對安慶小老鄉(xiāng)特別熱情,知道是孫傳瑗的女兒,更生出許多愛憐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們大學來,會有什么問題!”又說,“去年暑假到安慶,見到了你們女中校長,說到你,一口一個‘好’字!” 孫多慈把父親的意思說了,想請宗白華能幫她引見潘玉良。 宗白華說:“潘玉良我還真不太熟,不過既然決定到藝術專修科來旁聽,最好直接找徐悲鴻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孫多慈一雙眼睛睜得多大,“你是說徐悲鴻……不會吧?他那么大名氣的畫家,能收我?” 宗白華笑了起來,“別人找他可能不行,但我宗白華去找他,他絕不敢說一個‘不’字!你放心,這事我給你打包票了!” 宗白華與徐悲鴻相交,是1920年夏天的事,當時宗白華正準備赴德國法蘭克福留學,聽說法國國立最高美術學校徐悲鴻如何了得,便慕名前來拜訪。結果兩人一見如故,并由此拉開幾乎長達半個世紀的神交。 第二天上午,宗白華帶著孫多慈,來到藝術專修科徐悲鴻畫室。徐悲鴻正在作畫,差不多已經(jīng)完成了,宣紙上,三五根青竹,兩三塊殘石,立在一旁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雞。徐悲鴻左手撐腰,右手高高提著毛筆,正考慮往畫上題什么款。見宗白華進來,并不搭理,鎖著眉頭思索了會,便“刷刷刷”在畫上落下兩行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見也。”反復看看,很滿意,又極其痛快地在后面補上“庚午夏日悲鴻”六個大字。然后,筆一甩,朝宗白華揚揚手,“既然白華兄來了,給評價一下,怎么樣?” 宗白華也不客氣,“既見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見也。什么話,狗屁不通!” “你一個美學大教授,連‘狗屁’都出來了,成何體統(tǒng)!”一抬眼,看見怯生生跟在宗白華身后的孫多慈,后邊的話收了回去,“這就是想來旁聽的學生?” 宗白華把孫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這個安慶小老鄉(xiāng),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鴻上下打量了一下孫多慈,并不是太在意,他對宗白華說:“你老兄是美學教授,推薦學生來旁聽西畫,我敢有什么意見?”又問孫多慈,“以前畫過些什么作品?” 孫多慈把特意準備的她認為還說得過去的一些習作遞了過去。但徐悲鴻只是隨手翻了翻,就把它們丟到一邊了,“過去拜過什么老師沒有?” 孫多慈猶豫了半天,小聲說,“安慶有個畫家,叫閻松父,跟他學過一陣子。”想了想,又補充道,“北平畫家蕭謙中到我們家時,也給他看過。” 徐悲鴻皺了皺眉,“西畫和國畫路子不一樣。以后再說吧,也許能學得出來。”又說,“聽說你是報考中國文學系沒有錄取,才改主意來我們藝術專修科旁聽的?” 孫多慈點了點頭。 “這不好,”徐悲鴻似乎有些惱怒,“這把我們藝術專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殘羹剩飯?” 孫多慈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不敢反駁。 徐悲鴻見狀笑了起來,“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話就當真了。放心,沒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氣,還會答應你嗎?”又向宗白華嚷道,“你看你這個小老鄉(xiāng),多大出息,進來這么長時間了,連正眼都不敢看我!” 孫多慈確實不敢抬眼和徐悲鴻直視。她覺得她現(xiàn)在面對的,不僅是著名畫家,是大學教授,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復雜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亂,她不知道這影響她一生的關鍵一步,到底需要不需要勇敢地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