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在北京偶然碰到一個美國人, 是研究中國宋代藝術的美國女學者姜斐德博士，目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當她知道我的工作是研究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 馬上就對我說：“那太好了，中國很需要，非常需要。中國的當代藝術很熱鬧，但對西方情況的了解不夠，尤其批評家們對西方藝術的史和論了解很不夠，這怎么行。”

我聽了，非常吃驚。一是吃驚她的誠實，初次見面，還沒說上三句話，就如此坦率直言；二是吃驚她的準確，一個外國人，一下就點到了中國的穴位。

“哎呀，這正是我目前著手做的事，我希望能把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的全局清晰呈現(xiàn)出來。”

“這真好。那我覺得你應該認識一下大衛(wèi)?普森教授，他從美國來，是我的朋友，目前在清華教西方美術史，你們倆可以談談的。”

于是姜斐德博士有一天就約了普森教授和我到她家里去吃飯聊天。

我們開始談中國的當代藝術。他們兩個對中國當代藝術都有極高的興趣，見到精彩的藝術家，他們立刻會顯得精神十足。姜斐德博士拿出一幅在上海買的抽象作品，有一張單人床那么大，白的、蘭的、灰的線條和色塊，分布很優(yōu)雅，描繪很精致，畫面上雖沒有具相，但姜斐德博士說，這不是抽象畫，這是風景畫。那幅畫倒真可以當風景看，因為畫中的線和色塊分布明顯具有山川水流的自然韻律，洋溢著抒情氣質。普森教授看了又看，幾乎呻吟著說，“看看，看看，你們有這個，我就不明白了，為什么還要推崇勞生伯！”——而這個畫家在中國則完全不為人知。

藝術好像是，有些女子，盡管天生麗質，但生在小城陋巷，就無聲無息，人也不去注意。而那些名模淑媛，即使相貌奇特，骨骼嶙峋，但輿論一力推崇，就成為大眾眼中的天人。

又好像是，眼下世人對藝術品的判斷已經不是一個直覺反映，而是一個觀念投射，或者輿論引導。我從這兩個美國朋友身上感到的不同在：美國人的直覺顯然保存得比較好，比較多。比如，他們都喜歡吳冠中，我問，你們喜歡他，是因為他繪畫里中國因素比較明顯？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不是，就是因為他畫得好……那樣的線條分布，那樣的空白處理非常美。他們是就畫看畫，別的想得很少。美國人待人處世，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常常顯得很單純。

單純在眼下的時代，成為稀罕的品質。

普森教授一晚上，幾乎一直在嘆息：你們?yōu)槭裁匆绱艘蕾囄鞣剑瞿銈冏约旱氖拢瞿銈冏约旱模∷堰@個話說了好幾遍。這句話，他是通過直覺說出的。對我這個中國人而言，則是花了二十年在美國生活的歲月?lián)Q來的一份心得。在這二十年時間中，我好不容易把對于美國人的仰視換成了平視。我已經清楚地看到，在他們熱鬧而張揚的現(xiàn)當代藝術中存在的問題，庸俗和弱點，但他們最為動人的，是一派自信，一股子不管不顧的派頭。這股派頭，讓他們(“二戰(zhàn)”后)擺脫了歐洲的籠罩，讓一個世界都承認了他們的權威。按常識說，權威者往往不是那個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美國藝術是在技術上做得領先嗎？才不是。) 而是具有一種氣度：最大程度地認可自己，不跟著別人跑，于是大家就反過身來跟著他跑。一如我們從小的玩伴，是有那樣一種人，并不見得能爬上最高的樹，也不見得能游過最寬的河，但他敢說了算，自在自為，眾頑童就都服他。

中國人眼下最需要什么，健康的心態(tài)，心態(tài)，心態(tài)。我們三個對此很有共識。但這是最難描述的，又是最難度人的。因為自卑的反面就是自大，后果一樣糟糕，全都沒有彈出那個準確的音。就我的經驗看，彈出那個最準確的音，需要了解，真正的了解，真正看到西方的長處和短處。而現(xiàn)在肯安靜下來，觀察、體會、思考的人有多少呢？中國像一鍋煮開的粥，每一個米粒都在其中急速翻滾。

這就引出了我們談到中國對于西方藝術的研究，普森教授又開始大搖其頭。在他看來，中國對于西方美術的研究，很多地方相當不靠譜。先說翻譯，中國對西方藝術史翻譯很可能不準確。他提到兩個例子，一是翻譯他的書，把“特別好”(terrific)一詞翻譯成“交通”(traffic)。 他說：“這么個詞能錯成這樣，我簡直不敢相信譯本的可信度。”另一個是，他的老師的幾本重要著作被翻譯了，那幾本書可不好翻譯，但譯者統(tǒng)共只向他的老師問過一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詞，簡單到你可以在酒吧里問得到。顯然，在這件事上，問題太少似乎并不說明譯者的英文水平高。

除去翻譯的質量，另一個問題是，翻譯什么？就選擇的譯書而言，有些書，在西方已經過時，可是中國卻不惜時間人力，把很厚的書翻譯出來，有多少用呢？還有，中國學者不能用英文寫關于西方藝術的研究論文，因此中國對西方藝術的研究根本沒有進入學術圈。我對他笑道：“這個你還真不能要求了，我們現(xiàn)在對于西方藝術主要還是介紹吧，真正進入研究，還差著些時日，你要給我們時間。” “可以，”他說，“但是介紹也要介紹在點子上，比如，中國目前翻譯各種各樣西方的藝術評論，那些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必須在整個西方實境中才可以有意義，尤其必須是了解西方歷史是如何一點點走到這里的，過去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那么才能對現(xiàn)在發(fā)生的事情有感覺，有判斷。只這樣東一篇西一篇地翻譯過來，對讀者會有多少意義呢？讀者不知道整個歷史的上下文，就無法領會作者究竟在說什么，即使一星半點地明白一點點，可能會沒多大意義。這樣的翻譯做了做什么？基本是浪費！” 他說的這一點，反過來理解就明白了。假如我們設想西方人推崇東方，于是今天翻譯一篇關于日本東京的展覽評論，明天翻譯一篇對北京798的某藝術家的介紹，后天又是香港拍賣行里的什么消息，這些東西七七八八地扔給西方讀者，那些零散的文字和消息對于西方讀者能夠具備多少意義呢？尤其是，如果他們不對整個中國或日本當代藝術的源流走向先做認真?zhèn)浼毜难芯浚切〇|一篇，西一篇的翻譯文章就成為散沙，不小心還會迷了讀者的眼。普森教授嘆息說：“中國，為什么要這樣地浪費人力物力精力？可惜，真可惜啊！” 他還提到，請他這樣的外籍教授來中國，除了上課，他幾乎沒法跟中國的同行們交流，“他們太忙，忙極了。很少能坐下來談談。他們叫我來，就是為上兩門課嗎？唉，如果有錢，還不如把圖書館藏書好好好好地加強一下，那還顯得實惠些，對吧？” “那就是說，你對我談的這些看法，沒有跟你的中國同事交流過，沒有嗎？” 他笑著搖頭。 我不放棄，說出幾個他目前任教的兩個學校(清華，中央美院)教授的名字，還堅持問他，有沒有跟他們面對面交談過？他還是搖頭，然后很得體地說，“他們大概是太忙，太忙！” 雖然他和中國的同事很少交流，但他和姜斐德博士卻都知道，在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史論工作者中，誰和誰關系不好，這方舉辦的活動，對立方就不參加，等等。這又引起這兩個美國人的搖頭嘆息：“這是戰(zhàn)場啊，戰(zhàn)場。” 不過普森教授和姜斐德博士馬上互相對視說，“西方這個情況也一樣會有的，一樣會有。”姜斐德博士就對普森教授輕輕笑道：“因此，我們就別只顧對著別人扔石頭啦。” “中國的藝術評論也有很大問題，”姜斐德博士對我說，“因為辦畫廊的，被展覽的藝術家，請來寫文章的批評家，都是朋友，或者‘同學’(這個詞她用中文說出)，你能說什么不贊賞的話嗎？你能嗎？”姜斐德博士看著我問。我張口結舌，什么也不能回答。普森教授在一邊瞪著我，仿佛都是我的錯。我的感覺很糟，好像是跟著外人揭家人的短，但人家又沒怎么說錯。我只好改變話題，問普森教授，他剛從上海回來，在上海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有趣的東西。普森教授在上海看了好些畫廊，但他感覺那些展覽不夠好。我問他怎么不好，他說，那些團體展，你根本不明白他們是如何被組合在一起的，團體展應該有比較明確的主題，不然，讓人看了不知所云，但它們大部分讓我不知所云。而且，說實在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國當代藝術一看都覺得熟悉，是西方有過的。隨即，他笑著掀起外套衣襟，指著貼身穿的一件黑色T恤衫說，“這倒是我這趟上海之行最大的收獲。”那件黑T恤上印著最具歷史淵源的中國圖像：工農兵。兩男一女三個頭像橫在胸前，旁邊用英文寫著“工農兵團結”。然而，這三個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中最具權威的政治圖像，在2009年出售的T恤上居然已經是：(男)兵和(女)農臉對著臉正在親嘴，工人老大哥則待在一邊，漠然地由著兵和農忙著親他們的嘴。這個現(xiàn)像簡直頗具深意，因為，非常巧，姜斐德博士除了收藏中國藝術，也很注意收集流行圖像。在她的書房里，我看到了她特別的收藏：中國特殊時期的搪瓷杯盤，上面粗劣地印制著當時的各種圖像和語辭，紅太陽啊，波浪啊，芒果啊，“大海航行”啊，“偉大領袖”啊，“萬壽無疆”啊，等等，等等，充滿了那個時代濃郁的氣息。姜斐德博士就根據(jù)1960年代流行圖像中的芒果，寫了一篇精彩論文，她把這篇文章示我，并在上面用中文規(guī)規(guī)矩矩地寫道：“請王瑞蕓指正。姜斐德，北京 2009-3-23”，寫的是繁體字。文章內容是：在1968年8月，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把巴基斯坦外長送他的一筐芒果，轉送給了清華大學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毛主席明確批示說“我們不要吃，要汪東興同志送到清華大學給八個團的工農宣傳隊的同志們。”毛主席的禮物讓全國工農心潮澎湃，熱淚盈眶，芒果在中國歷史的一段時間中，幾被視為圣物。這難道不具深意嗎？姜斐德博士手中掌握的流行圖像告訴我們，四十年前，工農兵在中國曾被賦予那么嚴肅而且重要的地位；四十年后，普森教授在上海地攤上得到的流行圖像中，工農兵卻已經能以如此輕佻的面目出現(xiàn)了。也就是說，在姜斐德博士和普森教授這兩個美國人手中掌握的流行圖像中，正可以涵蓋中國這四十年的歷史變遷，而這段歷史被流行圖像反映得極為充沛而且鮮活。也就是說，中國畫廊里的藝術讓普森教授失望，但流行圖像滿足了他，就因為流行圖像不假思索，直截了當，是什么說什么，用不著比照西方，亦步亦趨。這就奇怪了，藝術為什么就不能做到這樣——活色生香？好像是，人一接觸“藝術”這個玩意兒，敢于在流行圖像里流露的那種本色就全收起來了。人是容易被“藝術”嚇住的，進而至于，“藝術”前面還要添加上“西方”，于是，“西方”+“藝術”，雙重的權威，真正唬得死人！只有不被“西方”和“藝術”嚇到的人，才能夠站到一邊去看：在所有這些層層疊疊的現(xiàn)象、說辭、忙亂、急促、期待、欲念，以及鋪天蓋地的期刊、雜志、評論、翻譯的背后，其實存在著一件最重要，最值得依靠和信賴的東西，那就是你的生命本色。章 藝術從來遠不及生命本身重要，先活出光彩和滋味來，藝術自自然然就有了好模樣，真性情，別的都是白忙活。比白忙活更不好的是，本色沒有出來，愚蠢和無明卻全引出來了，這可不是藝術的本來面目，更加不是生命的正常狀態(tài)。一個生命不正常，不健康，無光彩，如何可以期待其創(chuàng)作的藝術有光彩？！我和兩位美國朋友這一晚的話題似乎是個悖論：一方面是，別管西方，做自己的；另一方面是，拿出力氣來，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相信明眼人看得出，這兩方面并存毫無沖突，正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就我的體驗看，凡真正了解了西方，一個人會明白許多許多東西，那種明白的感覺是真好，真讓人獲益。它自自然然就會讓人變得坦然而且從容，自信而且自在。那樣產生的自信是由知識、見識、謙和、尊重……所有這些因素相加的結果。要知道，自信和自大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自信是“明”，自大是“無明”。要去掉這類“無明”，是有很多功課要做的，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藝術史是其中的功課之一。若想偷懶，那么你就要付代價：你的自信就打折扣，你的藝術創(chuàng)作或藝術批評的水平立刻就跟著打折扣，這是立竿見影的。整個事情就是這樣，誰都逃不過這樣的因果關系。

你種什么，收什么，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卻能涵蓋宇宙，因為這是自然規(guī)律。

眼下的中國藝術下了什么種，收到了什么？這個問題需要所有參與中國當代藝術的人回答。

????????????????????????????????????????????????????????? （2009/3/28 本文刊于《美術觀察》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