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建國《眾志成城》 金屬 2001年
環(huán)視新時期中國大江南北風起云涌的雕塑浪潮，一種創(chuàng)作思維越來越被更多的雕塑家采納應用，這一凸顯并具有多面性不均衡發(fā)展特性的創(chuàng)作思維，其核心理念就是中國哲學思想中的理性主義，概括起來可以稱之為“新理性主義雕塑”。
新理性主義并非是突然生成的一種創(chuàng)作理念，它與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優(yōu)秀文化，特別是中西方歷史上的理性主義有著緊密的內在聯(lián)系，也因此聯(lián)系使當代中國雕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xiàn)出中西交融的種種樣態(tài)。
新理性主義雕塑即不是民間社團也非專業(yè)團體的學術理論，它是一個時代多個群體中部分藝術家對本土文化反思后形成的近似思維，它沒有具體的共同綱領和探索途徑，但有著日益清晰的探尋目標和方向，驅使這些藝術家潛在聚合的動力就是對本土文化的自覺。
胥建國 《意氣風發(fā)》 鑄銅 2013年
百年來，中國雕塑家探索具有自身文化內涵和本土造型特點的步履從未停息過。從純粹民族民間的木雕、石雕、彩塑到引入西方的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從沿襲傳統(tǒng)的民間工匠、藝人到留洋歸來的學者、藝術家，堪稱不乏其人，承前啟后。但從現(xiàn)代雕塑概念與研究范疇講，探索的主體是后者，探索的核心是西學東漸后如何洋為中用的本土化與民族化問題，研究的主要機構和平臺是以現(xiàn)代教育為主體的院校等。其中在20世紀后半葉的代表人物有“融通古今，以中化西”的王臨沂、“具有中國傳統(tǒng)雕塑神韻”的馬改戶、“深諳中西雕塑傳統(tǒng)”的錢紹武、“立足本土，博采西方”的邢永川等先生。而從中國雕塑整體發(fā)展以及群體意識的大扭轉看，出現(xiàn)重大變化的時間節(jié)點是在新世紀元年后的20個年頭。這20年里不僅社會背景有了重大的變化，藝術的市場與發(fā)展空間也有了空前的變化，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變化，不同以往的就是在國際視野下對本土雕塑在藝術上做出的理性慎思。
胥建國 《無為》 金屬 2017年
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離不了感性認識，也離不開理性認識。從遠古巖畫到現(xiàn)當代藝術中的涂鴉，從中國繪畫的潑墨寫意到西方繪畫的表現(xiàn)主義和抽象主義，從文學寫作的隨筆到音樂的即興哼唱、舞蹈的聞雞起舞，所有的隨心所欲和刻意行為中無不夾雜著感性的沖動與理性的思辨。
從感性到理性是人認識外界的過程。感性是基礎，但只能認識現(xiàn)象，有賴于理性把現(xiàn)象的認識提升到更高的層面，以解決本質問題。承認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即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和認識過程是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也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從科學角度看，宇宙運動變化與人類繁衍發(fā)展都是大道運行的常態(tài)，相對大于絕對，運動多于靜止，本質大多都隱于表象之下。宇宙中物質的運動具有絕對性，而人之精神、情感、思想、觀念則具有相對性。
源于人類整體和每一個個體所處的空間位置和視覺角度的不同，以及對前人認知經驗積淀多寡的差異，人的認知觀也會出現(xiàn)差異與不同，這就需要采取求同存異的包容心態(tài)，在尊重真理和科學前提下，力求和而不同，共謀發(fā)展。
胥建國 《大方無隅》 金屬 2017年
理性主義（Rationalism）是建立在以知識來源為基礎，進行推理的一種哲學方法，是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道路。西方的理性主義一般認為產生于笛卡爾理論，傳播于17-18世紀間，它體現(xiàn)著科學與民主思想，是啟蒙運動的哲學基礎。這一涵蓋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知識領域的運動，不僅為美國獨立戰(zhàn)爭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框架，也促發(fā)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
西方哲學自文藝復興后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中葉的近代哲學，核心表征是理性主義；第二個階段是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近現(xiàn)代哲學，重要表征是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主要表征是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
胥建國 《玄門》 金屬 2018年
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一位形而上學的理性主義者和重視理性的科學主義者，也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他在哲學上比較接近柏拉圖，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融為一體，其理論對近現(xiàn)代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上溯西方哲學，提出“水是萬物的始基”的泰勒士（Thales，約公元前624-前547）卻是最早將哲學納入到理性的人，他講的哲學本質是理性的論斷，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表現(xiàn)了人類思維的統(tǒng)一性，彰顯了哲學和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征。
與泰勒士和他所屬的伊奧尼亞學派（Lonian school，也稱米利都學派）在理性思維中還夾雜著一些感性成分相比，意大利南部的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as)的態(tài)度更加明確清晰，這一學派提出的“數(shù)是萬物的始基”不僅成就了古希臘第一個真正的理性主義學派，也把數(shù)學推至為從古希臘到近代歐洲表現(xiàn)理性的最典型科學。
畢達哥拉斯學派之后，還有以追求知識的理性和確定性來反對感性事物不確定性為特征的愛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以及與愛利亞學派唱反調，打著“人是萬物的尺度”感覺主義大旗的智者學派(Sophists)等，但真正為古希臘建構起理性主義大廈的是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他通過對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理性思想的縱深發(fā)展，系統(tǒng)闡述了理性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將西方哲學的理性之源確立為真、善、美，由此極大地影響了后世。
胥建國 《和而不同》花崗巖 2012年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功績是將“主動理性”臻于極至，并把古希臘理性主義推向了巔峰。他那包羅萬象的本體論哲學堪稱集古希臘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大成。
縱覽古希臘理性主義，從產生到形成兩個主要因素就是外部環(huán)境的相對平和與內部文化的相對民主。古希臘文化中雖環(huán)繞著眾神，但統(tǒng)治社會的并不是神權，精神世界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始終能夠相互包容并存，有著高度的同構性。這種由理性主義奠定的人文基礎不僅與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為文藝復興高舉人文主義旗幟，反對封建和中世紀神學世界觀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基調。
中國理性主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西周前，殷商奴隸主因信奉宗教，認為神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大小事都會讓巫師求神問卜。西周后，統(tǒng)治者將殷商尊神的做法改成了“敬天保民”，開始轉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的進一步拓展，大多數(shù)思想家的立場開始轉向無神論，哲學探討的主題也逐漸轉向了人性的完美和對現(xiàn)世人生的意義等方面的研究。荀子的以“道”為“衡”，講的就是人對自然規(guī)律和法則的理解與衡量，這一主張奠定了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在中國文化中的基礎，為兩漢和南北朝時期抵制春秋公羊說、讖緯之學以及佛道兩教等影響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并為宋、明以后統(tǒng)治集團全面接受儒學思想，削弱宗教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縱觀中國歷史并橫向比較中西方哲學，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與歐洲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有著部分近似之處，理論的形態(tài)也比較相通，這或許正是中國古代哲學和傳統(tǒng)文化在17世紀傳到歐洲后，被啟蒙主義者廣泛接受并大力宣揚的主要原因。
胥建國 《大道至簡》鍛銅 2017年
從文化發(fā)展和歷史進程兩方面看，新理性主義雕塑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對延展體現(xiàn)于中國雕塑造型形態(tài)中蘊含的多種創(chuàng)作思維方式所作出的一次梳理，是經過分離剖析獲得的一種理論概念，它超越了雕塑內容題材和不同表現(xiàn)形式，跨越了不同地域、學派、風格，以及各種具有探索性的個人或群體對雕塑的多樣詮釋，它運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結合當代藝術發(fā)展理念和動向，在深層次上探求了當下中國雕塑發(fā)展面臨的諸多問題。新理性主義雕塑既不是延續(xù)西方學院派寫實主義的變種，也不是對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流派簡單的模仿或復制，它們具有的一個共同藝術特征就是在作品中努力揭示或展現(xiàn)中華優(yōu)秀文化和民族藝術精神，且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融進了更多的理性思辨與文化自覺。
新理性主義雕塑產生于21世紀頭二十年中國，主要的催化劑就是經濟發(fā)展帶來的國力強盛和文化自信。在這二十年的發(fā)展歷程中，中國雕塑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引入的歐洲學院式雕塑，五六十年代借鑒的蘇聯(lián)雕塑，以及在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后涌入的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在時代背景、社會狀況和藝術家境遇等方面都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次藝術的繁榮顯示出了當代中國雕塑家寬闊的國際視野，博大的包容胸懷和自信的本土意識，雕塑的創(chuàng)作步伐不再像以往那樣顯得困惑、遲疑、匆忙，而是邁得更加從容堅定，彰顯了藝術的新氣象。
在這種新氣象中，盡管還存在著些許追風趕潮、嘩眾取寵的成分，但已明顯減少或變得矜持了許多，那些依靠資訊封閉的“精明”炒作和瞞天過海的愚眾行為，其活動空間不僅越來越狹窄，運作的市場也日益蕭條。伴隨著越來越多雕塑家創(chuàng)作意識的理性回歸，視野也從前望、回眸的直線轉化成了三百六十五度，精神需求與世俗價值獲得了新的平衡，雕塑的探索路程上也已然多了冷靜審視和批判，更加獨立的理性思辨也顯然成為雕塑家在多種文化交叉中尋求自我的新坐標。雖說在回歸本土傳統(tǒng)意識的行為中，還不乏以傳統(tǒng)表象元素來趕場的膚淺作品，但由主流藝術形成的文化自覺而轉化出的創(chuàng)作主動，在很大成分上已助推了雕塑家在對比中的評判，知曉了在云涌風潮中恰當?shù)陌差D自我，展現(xiàn)出了當代中國雕塑家的社會責任和時代擔當。
文/胥建國
2020年8月15日于荷清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