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的國寶地位

　　故宮的地位與價值是相關聯(lián)的。故宮的地位，概括地說，就是國寶的地位。

　　長期以來，故宮的文物藏品被稱為“國寶”。前多年，有一部反映故宮文物南遷的電視劇，名字叫做《國寶》。故宮博物院前輩專家那志良先生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現(xiàn)在人們也把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稱為“國寶”，意為國之瑰寶。但是，把故宮文物稱為“國寶”，則有別于一般的“國之瑰寶”的概念，有著國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含義。

　　什么是“國寶”？所謂國寶，指的是國家的寶器，又稱國器，

　　是祭祀之器。在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語·魯語上》載：“夫祀，國之大節(jié)也。而節(jié)，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視祭祀為國典，強調祭祀與國家制度的重要關系，說明當時將祭祀視為國家頭等重要之事。《周禮·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zhèn)、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宋夏僎《尚書詳解》卷一W《商書·湯誓》云：“國之寶器，即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國之寶器，原本皆指宗廟祭祀之器，這些祭器象征著王位。傳統(tǒng)的祭祀禮俗，以祭祖、社祭與祭天最具重要性。在古人看來，“天”主宰王朝的興替，是人世君主的父親，因而周王遂被稱之為“天子”。從政治功能而言，祭天就是政權合法性的象征，也只能是君主獨享的專權。直到明代，猶有法律頒布，提醒百姓“庶民祭里莊、鄉(xiāng)厲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皆禁止。”相傳夏禹鑄九鼎，歷商至周，為傳國的重器，亦稱之為國寶。《史記·平原君列傳》記平原君用毛遂出使楚國，謀合從成功，嘆云：“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索隱》云：“九鼎大呂，國之寶器。”《正義》云：“大呂，周廟大鐘。”宗廟為國家象征，其寶器之存亡，往往作為國家存亡之標志。“國寶”又特指傳國璽，更是與國家的統(tǒng)治權聯(lián)系在一起。此外，“國寶”還有國家寶貴人才之義。

　　我國文物博物館界用國寶稱呼相當珍貴的文物，大約與日本的影響有關。日本于1928年就頒布了《國寶保存法》。對于重要文化財，他們從世界文化的角度考慮，把其中認為具有較高價值的、不同類型的國民之寶指定為“國寶”，有美術工藝品，也有建筑物。日本的國寶是文化財?shù)淖罡叩燃壝Q，有明確的對象，我國則是泛指極其珍貴的文物。把故宮的文物藏品統(tǒng)稱之為“國寶”，與這種泛指顯然有著區(qū)別，雖也說明故宮藏品的極端重要性，但應注意到它與國寶的本來含義的關系。

　　故宮文物國寶地位的形成，有著多種原因，也有一個強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皇家收藏的國寶意義。

　　收藏作為一種活動，貫穿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始終。現(xiàn)代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了史前人類收藏行為的存在。從商代起，王室就重視文物的搜集和保存。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廟。周代王室文物、珍品收藏之處名曰“天府”、“玉府”，并有專職官員負責管理。在青銅器時代，象征著權力之源的青銅器是最受尊崇的王室寶物。漢朝的“天祿”、“石渠”、“蘭臺”，則是漢宮貯藏珍貴文物及圖書之所。到宋徽宗時，收藏尤為豐富。《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就是記載宋朝宣和內府收藏的書畫鼎彝等珍品的目錄。清代帝王重視文物收藏，特別是乾隆皇帝，更使宮廷收藏達到了極盛，《西清古鑒》、《西清續(xù)鑒》、《寧壽鑒古》、《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天祿琳瑯》和《四庫全書總目》等，是清乾隆時期編輯的宮中所藏古銅器、書畫、圖書的目錄。在古代中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掌握著絕對權力的封建帝王，必然是全社會中最高檔級同時也是最為豐富的奢侈品、禮儀用品、珍奇品及古董的擁有者；由于皇帝以“內圣外王”的身份出現(xiàn)，被人為地推崇為全社會倫理的最高典范，這樣皇室又成為祖先、民族、國家象征物的最大收藏者。

白玉“大清受命之寶”璽

　　人類收藏的動機與目的是多方面的。對于源遠流長的皇室收藏，它不僅是“宜子孫”的一筆寶貴財富，也不是只供皇帝個人賞玩的珍稀藝術品，更重要的是這些藏品所具有的強烈的政治與文化的象征意義。皇室收藏文物，更重視這些文物所寓有的某種至高德行的涵義，認為它的聚集可被視為天命所歸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受前朝的舊藏，表示著它繼承前朝的天命；或者如有的研究者認為，皇家收藏是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確定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故宮的收藏，可以上溯到宋朝，至今已有千年歷史，而所收藏的文物，則反映了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宋代宮廷收藏宏富，靖康之亂，圖籍、書畫寶器，悉歸于金；宋高宗南渡，遷都臨安，又積極搜集。南宋滅亡，臨安未遭兵革，元相伯顏派郎中董祺將南宋收藏由海運到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元為明所滅亡，明將徐達將元內府所藏，全部運到南京；后來明成祖遷都北京后，這些寶物又由南京運到北京。明代亡國，這些宮廷藏品又悉數(shù)為清所得。見于著錄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但也有不少珍品幾經聚散，歷盡滄桑，保存到今天。例如，晉王珣《伯遠帖》、隋展子虔《游春圖》、唐韓滉《五牛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著名書畫，都曾載在《宣和書譜》、《宣和畫譜》或《石渠寶笈》中，現(xiàn)仍藏在故宮。這部分藏品是中國皇家收藏傳統(tǒng)的延續(xù)。

　　皇室收藏與王朝命運的緊密聯(lián)系，這些藏品成為皇權的象征。因而清宮舊藏文物本來就具有國寶的意義。

　　第二，故宮博物院的成立，象征君主法統(tǒng)的清宮舊藏為人民所共有并同享，為其國寶意義賦予了維系中華民族文化、傳續(xù)中華文明血脈的新內涵。

　　在封建時代，“朕即天下”，國即家，家即國，整個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宮里的所有物品，自然都是帝王的財產，誰也動不得。乾隆皇帝曾規(guī)定過，宮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準丟失。養(yǎng)心殿的一個景泰藍小罐里盛著36根一寸長的干草棍，他拿了幾根放在幾案上，叫人每天檢查，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為標”。溥儀曾回憶道：“這堆小干草棍兒曾引起我對那位祖先的無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對辛亥革命的無限忿慨。”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三大殿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但溥儀還暫居內廷，皇宮里大量堆積的文物珍寶仍然由皇室和內務府占有。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小朝廷1922年曾公開用投標的辦法拍賣古物，還在向各銀行借款時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這些財寶每一分鐘都在被贈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竊。”不僅溥儀小朝廷認為這些文物珍寶屬于自己，甚至民國政府也承認這是皇室的私有財產。1914年民國政府成立古物陳列所，在文華殿、武英殿展出了從沈陽故宮與熱河行宮運來的20萬件清宮藏品，據莊士敦稱，這些藝術品是被“借”來而尚待民國政府購買的皇室藏品。

　　對于溥儀等拍賣或抵押宮中大量文物的行徑，社會輿論予以高度的關注。這些文物到底是國家財產還是皇家私產？皇室是否有權處理？一些報刊時評發(fā)出抗議的言論，認為被處置的物品是國家財產，皇室沒有權力出賣它們。湖北省教育會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內務部代電（1923年11月12日）更有代表性，認為這些古物是“全國五千年之文物”：“竊我國與埃及、希臘、印度同為數(shù)千年前古國，其文明久為中西所慕。清室之古物，尤為歷代帝室遞嬗相傳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國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國精神且將無從取征。清室以經費短絀，轉售東鄰，不啻將五千年立國精神捐棄一朝，念及此，能勿痛心。”

　　太和殿藻井：金鑾寶座上方的天花正中，有一向上窿起的藻井。藻井的基本含義是以水克水，常常裝飾于重要殿宇，從而也具有顯示建筑等級的作用。藻井內雕有蟠龍，其中內所銜寶珠稱軒轅鏡，是內涂水銀的玻璃球。借以象征軒轅星，暗喻殿宇受雷雨之神的庇護。

　　驅逐溥儀后，成立了善后會，首先就是清點清宮物品，分清公產與私產。1924年11月7日發(fā)出大總統(tǒng)令:“著國務院組織善后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xié)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原清宮的物品，有公私產之分。屬于私者，為溥儀生活衣物、財錢，包括金、銀錠等，均由溥儀帶去；屬于公者，是與中國歷史文化相關的部分，必須交給人民并努力保衛(wèi)。也正是這個原因，當溥儀出宮時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和仇十洲的《漢宮春雪圖》一卷，因系公物被扣了下來，而存放在庫房中的101,382兩銀元寶，則悉數(shù)發(fā)給了溥儀。清宮善后委員會在點查時發(fā)現(xiàn)溥儀的“賞溥杰單”等文件，后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為題刊行，在序言中強調“國寶散失，至堪痛惜”！對清宮舊藏文物的這種內涵，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認識。1928年6月，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一項議案，認為故宮是逆產，要求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國民政府會議竟然通過了這一荒謬提案，并要求中央政治會議重新復議有關故宮博物院的決定及有關法令。故宮博物院同仁向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高層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闡述保護故宮文物的重要意義以及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使命，對經亨頤提案的五個要點逐條反駁。兩個月后，中央政治會議否決了經亨頤提案，故宮博物院保存下來了。這次交鋒，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委員的長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說道：“現(xiàn)歐洲各國，為供歷史之參考，對于以前皇政王政時代物品，莫不收羅保存，惟恐落后，即蘇俄在共產主義之下，亦知保護舊物，供學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之外，皆寄于殘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陳設，雖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價值。明清兩代，海航初興，西化傳來，東風不變，結五千年之舊史，開未來之新局。故其文化，實有世界價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實結晶于故宮及其所藏品。近來歐美人士，來游北平，莫不嘆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數(shù)，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應為世界惜之。”這里突出故宮古建筑及其藏品的“世界價值”，是難能可貴的認識。

　　1932年，“北平政務會議”對故宮作了三項決議方案，其中第一項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買飛機500架。經院長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保護故宮辦法，拍賣文物一案被否決。

　　每次爭論的結果，都使人們加深了對故宮文物國寶地位的認識：這是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的精萃，來之不易，不可當作尋常古董任意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