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劍峰

“為什么印度學者的到來會制造、引起我們的焦慮，我們到底為什么而焦慮，我們到底談的是印度學者，還是我們自己？”

“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是上個月結束的2010上海雙年展系列活動之一，活動邀請了數(shù)位世界級的印度當代思想家來到中國與中國學者對話，受邀的印度學者包括查特吉、霍米-巴巴、杜贊奇等。“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從2010年10月一直延續(xù)到2010年底，在上海美術館和中國美院共做7場對話活動，在學術界引起了比較大的影響。日前，“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主辦方在同濟大學舉辦了“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后續(xù)討論會，高士明、陸興華、梁捷等學者參與討論，就“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中印度學者提出的話題作延續(xù)性討論。“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后續(xù)討論會第二場活動將于3月10日下午2點在同濟大學舉行。

應該和他們找到共同態(tài)度

陸興華（同濟大學哲學系）：提到講座的系列，有一個詞幾乎貫穿全部對話，就是civility。civility是相互的，是西方與印度、中國之間對話的儀規(guī)。印度學者認為這是我們應該要保持住的，哪怕我們不要西方人的civilization。我們現(xiàn)在來講講這個講座系列里面的civility。“中國哪有殖民，哪里用得著后殖民主義理論”，很多人都這樣講。所以，你看，在這種理論交流中，civility根本無從談起。我覺得我們跟印度學者、歐洲學者之間，怎么培養(yǎng)出這個civility，很重要。

在霍米-巴巴的論述里面特別明顯。他以前都是作為硬邦邦的文學批評家，在中國的講座里面他充滿了慈悲和全球關懷，他說要回到全球倫理。他認為希特勒的這種獨到、可怕的遺產(chǎn)也是我們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遺產(chǎn)和達-芬奇的遺產(chǎn)同時在身上面承擔，一點都不推卸，他認為，這個時候你就很成熟，很從容，或者說很負責任，這個時候你身上就會有civility。

印度學者查卡拉巴提和霍米-巴巴都講到，關于印度的一些偉大的精神領袖，甘地和泰戈爾都是有對西方苦難關懷式的態(tài)度在心。所以，他們認為，這些人跟西方人的civility的態(tài)度是做得成功的。之后的很西化的人，在印度，反而沒有做得像甘地和泰戈爾那樣好。

在查卡拉巴提、霍米-巴巴眼里，civility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詞，霍米-巴巴最后講，我們都應該向前跳一步，回到全球時間，或者說退一步到全球記憶里面去。我們離開原來的那個地方，我們身上非常沉痛，很矛盾，就讓這個內(nèi)心像鬧鐘一樣在晃著，在過去和將來之間晃著，沒有猶豫，非常沒有決斷地去行動，這時，在我們身處的全球文化大空間里，這個civility就會到來。

我首先認為，大家也不要過多地把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西方的學術圈子里面學到的比較優(yōu)雅的東西當真，他們也有這個civility的問題，不過，他們非常謙虛、認真地提出了這個civility的問題，在我們這里是基本上還沒有開始這個事兒，現(xiàn)在該開始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和他們一起，找到一個共同的態(tài)度，去知道怎么樣在我們的大學系統(tǒng)里面，在我們的公共話語現(xiàn)場找到這個civility，這個civility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們傳統(tǒng)知識分子通過臨帖，通過背誦，能夠很沉著地應對一切。這在我們這個時代如何來達到？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高士明（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當時我覺得特別丟臉，在霍米-巴巴那場討論的時候。霍米-巴巴其實這幾年在改變，我這次明顯感覺到他的一種進步，這種進步跟他在柏林一年的研究是有關系的。我想絕大多數(shù)的思想家拿的是八成和七成的研究，當然，也有拿著一個他最熟悉的東西來講，但是，這里面大多數(shù)人，拿出來的是他們不那么成熟的研究，霍米-巴巴是典型。霍米-巴巴反復在講，他在廣場（紐倫堡齊柏林廣場）上所感受到的那個東西，那是一個歷史的深淵，那個東西是一個傷口，這個傷口當然是歐洲的傷口，是所謂西方的傷口。十年前的霍米-巴巴是不會這么做的，現(xiàn)在他說：“這個傷口也是我的傷口，也是我們的傷口。”就是說，他把納粹這個問題——這個歐洲思想史上生發(fā)出來的這個東西，這個傷口一起承接在自己的身體里了。雖然我相信霍米-巴巴帶有表演性，但是，我愿意相信這種表演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氣的姿態(tài)。但是與之相反的是，我們中國學者說我們沒有后殖民，我們沒有殖民現(xiàn)實，跟我沒關系。這樣一種表態(tài)是一個丑角。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情況，我們可以一笑了之，但實際上在相當多的學術界和藝術界都存在這樣一種姿態(tài)。

感受到的是個大雜燴

梁捷(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我們請來八個印度教授，一下子涌進來這么多的知識，我能夠感受到我們接觸到的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經(jīng)典，不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個大雜燴，也許比我們中國本身情況還要復雜。而且，我一直覺得，以前我們請西方學者來很大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沒有真正地跟他們產(chǎn)生對話，不管是把他們捧著太高，還是像趙汀陽這樣，自我封閉，沒有一種對話姿態(tài)，并沒有跟我們產(chǎn)生一種真正的互動，而真正的互動就是陸教授說的，就是要對自己造成傷害。

到底這些印度學者對我們中國產(chǎn)生了怎么樣的意義。現(xiàn)在西方的學界有一個非常時髦的概念，叫“全球政治”，包括像哈貝馬斯都在講全球政治，但是我接觸到的中國人，其實對全球政治都有一點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類似于趙汀陽的第一反應，現(xiàn)在的伊拉克問題，全球政治不能解決伊拉克問題，這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或者不管是美國帝國化的趨勢，還是中國問題，也不需要全球政治。不管是哈貝馬斯還是羅爾斯，他們講的全球政治，根基都是很薄弱的，或許在趙汀陽看來（我猜想他的想法），你所說的civility在經(jīng)濟學、博弈論、理性算計的背景下其實不堪一擊的。你玩你的civility，我跟你一算計，你馬上就輸?shù)袅恕５枪愸R斯那么出色的哲學家，他當然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為什么還在鼓吹這個全球政治？我覺得我逐漸能夠體會他們講的這種全球政治，這種共通體，就是能夠相互理解，包括前面高士明也說的，霍米-巴巴講到，他能夠體會到納粹的創(chuàng)傷。我覺得我們普通的中國人很少能感受到其他國家的一些創(chuàng)傷。通過這次活動，我們慢慢可以體會到，印度也有這樣的問題，也會有極權主義的問題，也會有宗教沖突的問題。

高士明：我們要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后殖民理論是多而雜的，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脈絡以及發(fā)言位置，比如說這次，像我們邀請來的印度學者里面，我們可以很粗淺地分成下面幾種，一塊是在歐美的，薩拉是在倫敦，有在哈佛的，有在芝加哥大學的；還有像南迪，牛津大學多次邀請他都不去，堅持待在德里；查卡拉巴提是屬于兩邊都在。這就是說，我們當時定名單的時候這兩種都選擇，既不像陳光興期待的那樣本土更重要，也不像我們一般人認為，霍米-巴巴名氣最大，我們是不是把阿帕-杜拉也喊過來，就是說，其實并不是這樣。因為這是印度的現(xiàn)實，它就是被拆分成了這兩地。

陸興華：應該說，查卡拉巴提的講座里面有一個非常好的模型，這個模型是比較粗糙的，但我覺得很有意思。那個報告里面一開始就說個問題，就是：中國和印度必然要成為大國，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歐洲的人欺負過我們，欺負是欺負了，但是它在給你一個批判的工具，你可以還手的。簡單地講，你是欺負對方了，你先給他一個還手的辦法，我欺負你，你可以這樣還擊我。民主、平等和權利就是這樣的西方人交到它的被壓迫者手里的東西。

但是我要強調，在齊澤克看來，多元文化主義政治策略是“和稀泥”。齊澤克有兩三個地方猛烈地批判了查卡拉巴提，就是說他太娘娘腔，太西方佛教式的語重心長。齊澤克說，帶有這種想當然的，想得很美好的意愿，當然是很美妙。

對于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觀，我覺得我們應相當?shù)鼐琛Ｎ彝蝗磺逦刂懒巳N立場。一個是左派立場，革命者的；一個是多元文化主義者的，和稀泥的，什么都要一點點，什么都要保持得更好；還有一個就是阿甘本講的，一切都不算數(shù)，幸存主義，退出去，說再見。

混亂中存在著的創(chuàng)造性

高士明：實際上剛才談到了當時我們與后殖民說再見的一個想法，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感覺，一個是對中國來說——我們提到的雙重身份，它到底是反西方的還是西方的，這個雙重身份是很曖昧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國誘發(fā)出來的一種傾向。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就是1970年代的時候，英美學界出現(xiàn)的第三世界批評，后來被后殖民主義所替代，第三世界批評的江山被后殖民主義理論占掉了。但是后來占據(jù)者其實是多元文化主義，用離散政治的名義來代言這個曾經(jīng)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的，有點戰(zhàn)斗性的系統(tǒng)。這些離散知識分子——也就是在芝加哥，在哈佛，在牛津的這些印度裔華裔或日裔的學者，和 “承認的政治”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消費，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共謀關系。齊澤克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到底是多元文化主義還是多國族的資本主義”。

沈奇嵐（復旦大學視覺學院）：為什么這些印度學者的到來會制造、引起我們的焦慮，我們到底為什么而焦慮，我們到底談的是印度學者還是我們自己，我覺得是后者。

印度學者關注的東西真的是非常的國際化。馬哈拉吉回應高老師關于后殖民的雙重身份，這是西方的還是反西方的，仔細看一下馬哈拉吉的著作之后，我覺得他會說，后殖民是復數(shù)的，不是反西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其實他們的視野是非常開闊的。另外一個啟示是，他覺得印度是非常紛繁復雜，用了一個詞是chaos（混亂），這種混亂當中，存在著那種潛在的創(chuàng)造性，因為對中國的現(xiàn)實感覺很混亂，但是我們要怎么樣去處理這個混亂，我們怎樣去挖掘這個創(chuàng)造性，這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任務所在，這也是我們的工作意義所在。

后來我聽了查特吉講座，我覺得他關心的問題在于知識分子在當代與時代的命運。當然，他覺得泰戈爾對物質文明的批判是非常有啟示性的，而且他對當?shù)氐纳鐓^(qū)的復數(shù)性的強調，我覺得也非常重要。第三位是杜贊奇教授，我覺得他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啟示在于對自己身份和命運的選擇。我問他為什么去新加坡，他說是想建設整個亞洲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圈，對亞洲命運的思考。

尼南賈納的演講內(nèi)容是關于特立尼達島的一個研究。我問她：我怎么用你的理論解釋我現(xiàn)在想解釋的中國問題。她就回答：你不可能用我的理論，你要從你的事實出發(fā)，然后建設你自己的理論，這樣才算解釋這個國家。霍米-巴巴給我一種安心，就是說，他覺得現(xiàn)代性文明也是野蠻，這是一個雙生的姐妹，是不可能避免的。他跟我說，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但是每一次都是一個收獲，不是白白過去，白白回來，不是一個重復，每一次都有一個新的體驗在里面，這不是一個推石頭似的運動，而是一個不斷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