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乾隆帝青睞的「痕都斯坦玉飲器」

楊伯達
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委員會會長 

乾隆帝是清代有作為的一位君主，在其日理萬機之余，還鑒賞、考證內(nèi)廷收藏的各類精美書畫和器物。他尤愛古玉，獨鐘痕都斯坦玉器，每當有所感悟便著詩以志。其詠玉詩文不下八百余首，并編入《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有的還以御題之名鐫于玉器的器身或底部。此痕都斯坦玉飲器就是鐫刻乾隆御制詩的一件器詩相符的玉器，有著極其深刻的科學研究和收藏價值。

此玉飲器來自痕都斯坦，玉質(zhì)溫潤瑩澤、純凈無瑕，是一團優(yōu)質(zhì)白玉。清人所稱痕都斯坦轉(zhuǎn)譯自回部（即新疆維吾爾族）伯克等首領(lǐng)所言的「印度國」之名，實即印度莫臥兒帝國，亦譯為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位于今新疆之西北。其玉料可能大多取自今塔什庫爾干的大同玉礦，也不排除葉爾羌、于闐等綠洲國家的通貢和交易。此器造型是七弧曲口的扇貝形，兩側(cè)各出一鏤空莨苕科葉耳，底足為盛開的六瓣薝卜花（即梔子花）朵。乾隆御制七言詩共12句84字，款14字，共98字，另有一閑章2字，鐫刻于飲器弧曲的第二道至第六道內(nèi)壁。此詩句的刻手，據(jù)《養(yǎng)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清文件》）記載，此時蘇州刻字匠有朱時云，此詩很可能即由朱時云所刻。因受七弧曲貝殼的影響，楷書字體大小參差不勻，排行疏密不均，是采用與所見其它御制詩刻法不同的特殊做法。按照清內(nèi)廷刻字定額每日刻漢字二個的規(guī)定，至少用了49天時間，加上「朗潤」篆體白文閑章，總計用了50天方告完成，也就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完成了這一欽定活計。轉(zhuǎn)過年，即乾隆四十年九月，朱時云「因病告假私行潛逃」。此玉飲器可能是朱時云因病告假私行潛逃之前的、也有可能是他已經(jīng)得病時的作品。這是我們借助《清文件》記載所作的推論，我想收藏家也不會得出不同的見解。不妨我們再以乾隆御制詩與此飲器作一比較：

上述形飾、文字及其工藝特點之比較說明，飲器與御制詩幾乎完全相符。器與詩渾然一體又互為熔融、互為補充，這是難能可貴的，尤為可貴的是《御制詩文全集》沒有款印，只知年頭，不知其具體月日，這由飲器刻文可補。此詩成于「乾隆甲午仲春上澣」，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上旬（初一至初十日）。另有「朗潤」篆體白文閑章，也多少留下翰林奉命謄寫御制詩時，由題、詩、款印組成的完整的紙本原貌。此飲器御制詩刻字并無詩題但在《御制詩文全集》卷十八之十四（十五頁）有詩題「題痕都斯坦玉飲器」，此題也就是乾隆帝為此器所定的名稱，即「痕都斯坦玉飲器」，這一器物的名稱確實非常確切恰當。已如前述，「痕都斯坦」是清廷對莫臥兒帝國的維吾爾族稱謂的漢譯，還有「溫都斯坦」、「痕奴斯坦」兩種譯法。乾隆說過「痕都天竺藩」，是基本正確的，但清代史料中從未見過「莫臥兒」一詞可能莫臥兒帝國的大名并未通過「回部」（即今維吾爾族）傳入內(nèi)廷，更未傳至乾隆帝耳中。玉飲器的定名指明其用途為飲水或葡萄酒、露酒等的器皿，乾隆帝在詩中也點明此飲器好像「閜碗」，即大杯之意，類似大杯之碗。這是他個人按清人傳統(tǒng)觀念的理解，作為此飲器的名稱并不恰當它是「痕都斯坦」，也就是「西昆玉工」所制，判斷其用途而起用了「飲器」這一名稱，「飲器」見于《周禮》「梓人為飲器」，梓人是「攻木之工」 也就是木工、木匠之屬。梓人制飲器應以木鑿旋，此飲器是以玉碾琢，不是木器，乾隆帝借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所制之飲器而命名此器。此飲器以《周禮》為據(jù)，確與此器功能相吻合。我國包括清人在內(nèi)的文人，在界定古書畫、古器物名稱時都不忘引經(jīng)據(jù)典，證之有據(jù)，言之成理。這種典籍與器物相結(jié)合的命名方法已被我們現(xiàn)代收藏家甚至文物考古等領(lǐng)域的專家所擯棄，或者壓根就不知古人有此傳統(tǒng)定名法。這就是此玉飲器上的乾隆御制詩文給我們的啟迪，這對收藏家和文物研究家來說也是有益的。

清宮收藏的痕都斯坦玉器中的最為精美者，均集中地庋藏于紫禁城大內(nèi)干清宮暖閣內(nèi)和圓明園殿座之中。乾清宮于乾隆帝歸政前被一場大火燒得精光，乾隆帝以近六十年的工夫積淀下來的古玩和今玩之精品化為灰燼之后，又從各殿座集中了一批精品，還存放于重建后的乾清宮暖閣。圓明園的命運盡人皆知，被英法聯(lián)軍放火燒毀，其中的痕都斯坦玉器也難幸免。故宮博物院原藏的痕都斯坦玉器經(jīng)提集后南遷北返，運至臺灣，現(xiàn)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未經(jīng)提集的少量痕都斯坦玉器現(xiàn)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總之兩院所藏的痕都斯坦玉器也都是劫余之物，并非清宮收藏之全部。此玉飲器的流傳經(jīng)過不明，尤其怎樣從清宮流出傳至民間，迄今仍未得到任何線索或消息。按常理判斷，如此珍貴的鐫刻御制詩的痕都斯坦飲器流出清宮，不外乎有兩個可能：一是被英法聯(lián)軍或八國聯(lián)軍中的外國軍隊劫掠出宮，最后流至香港；另一可能是溥儀等宮內(nèi)人員撤離故宮時攜出的，不知何時也不知經(jīng)歷何種途徑到了香港，為收藏家購置珍藏。這個謎不知近期能否揭開，使真相大白。

所見鐫刻乾隆御制詩的痕都斯坦玉器并不多，流出宮外的更為少見，今經(jīng)目驗鐫刻乾隆甲午年（三十九年）御制詩的痕都斯坦玉飲器，倍感欣慰。不論從其玉質(zhì)、造型、裝飾以及加工工藝來看，均可稱其為痕玉中的上乘作品，確屬「磨玉薄如紙」的薄胎痕都斯坦玉器，倍受乾隆帝青睞，對清代以至當代的玉雕業(yè)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清代與現(xiàn)代的薄胎玉器無不受到痕都斯坦玉器的影響，如果我們要尋找薄如紙的痕都斯坦玉器，則非此玉飲器莫屬了。這是一件罕見的痕都斯坦薄胎飲器，也是令人信服的典范，又有準確的紀年和定名，也為此罕見的「薄如紙」的痕都斯坦玉飲器增添了耀眼的光彩，還記錄了清廷與莫臥兒王朝玉器文化交流的鮮為人知的歷史。

毋庸置疑的是，此痕都斯坦玉飲器不僅是乾隆帝青睞的異域珍玩，同時又是原清宮收藏的有著重大的學術(shù)價值和高度的藝術(shù)水準的痕都斯坦薄胎玉器的典范。這場佳士得重拍確是收藏界千載難逢的良機，必將受到博物館和收藏家的密切關(guān)注。

祝有緣者馬到成功！

2008年2月26日撰于北京斗室

 參考文獻 

臺北故宮博物院鄧淑蘋著：《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1983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鄧淑蘋著：《國色天香? 伊斯蘭玉器》，2007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楊伯達著：《古玉鑒定? 隋唐至明清》，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