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振清
國際交流語境中，最活躍的事件驅動力莫過于文化的差異性，最難逆轉的方向則當屬文化的趨同性。全球化條件下，任何流行文化因素都可以獨步天下。即便以全球多元文化格局為前提，這兒的文化與那兒的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也可以通過異國情調共享的模式加以消弭、燙平甚至遮蔽。于是，世界是平的，也就被傳說成世界文化也在趨于扁平化，趨于同一性的整合。
過去的中韓之間、中法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性。歷史上，中國、韓國和法國處于兩種不同的軸心文明圈，其文化影響力一直隨著政治霸權的變遷而此消彼長。所謂東西方之爭的陳年往事，基本上還是站在現代性的權重立場上的一種文化偏頗。
當年的《馬可波羅游記》，表達了歐洲人立場的從這兒到那兒的一次觀看、一次探險。由于東方被設定為他者，非我族類。于是，《馬可波羅游記》也就成就了另一本《愛麗絲夢游仙境》。他者的世界既可能是仙境，也可能是魔界。從地理大發(fā)現到整個殖民主義史的終結，充斥的是老歐洲對歐洲以外的他者世界的巧取豪奪，以及灌輸、扭曲和霸權式的文化擴張、文化同化。從這兒到那兒，常常誤讀在先，自我體驗和理解、分析在后。歐洲中心主義要么貶低一切他者文化，要么就叫嚷黃禍。黃禍的擬人化形象傅滿洲醫(yī)生和東方主義學說體系互為參照，構成國際交流語境中的一種復雜的歷史背景。
但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站在韓國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上的西方，分析今天的法國，則是另一個從這兒到那兒的概念。魏源的《海國圖志》打破了傳統(tǒng)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價值觀，摒棄了自我中心的地理觀念，算得上是睜眼看世界的一個先例。但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功利主義目的，只是開辟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一種時代新風氣。1866年，朝鮮王國與基督教及法國軍隊的沖突，也是一種被動應對的文化碰撞。從中、韓傳統(tǒng)的這兒到所謂西方的那兒，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應對性、學習型的文化交流。
民族國家興起后，按國家區(qū)分的世界版圖，曾經彰顯出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問題。但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隨著民族國家界線和國際分野的模糊化，現代社會及文化在全球形成一體化態(tài)勢，國家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清晰。在冷戰(zhàn)結束、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期而至的1990年代，中法之間、韓法之間、中韓之間的多向文化交流才在不斷的重新界定中日趨互動化、日常化。而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觀念也日益進入日常交流的視野。韓流、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現象，成為國際交流語境的嶄新的當下背景。
全球化條件下，無論從哪個文化立場出發(fā)，世界的這兒，與那兒，開始難分彼此，難分伯仲。互聯網條件下，國際社會交流頻繁，以致形成地球村的概念。從地球的這兒到那兒，尚有文化差異，但差異已經讓人不新鮮了。一些習慣出席各種國際場合的藝術家認為，從地球這兒到那兒，他們最顯著的感受居然是時差，而不是別的！
當下國際語境中，全球一體化浪潮對于現存的眾多擁有豐富歷史淵源和記憶的各種文化傳統(tǒng)而言，已然不可回避。無論世界的這兒，還是世界的那兒，那些傳統(tǒng)的文化力量普遍產生了一種更具全球眼光的自我刷新和自我建構的訴求，積攢潛在的文化爆發(fā)力。因此，無論中國、韓國，還是法國，各個國家的藝術家提示不同文化傳統(tǒng)各自的現實針對性，積極主動地應對乃至把握交流語境，是擺脫文化傳承的焦慮和妄想，實現并強化有效話語權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如上升到國際文化戰(zhàn)略，無疑是各個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藝術家挑戰(zhàn)美國全球單邊文化強權，推動多元文化主體性的塑造的一種長遠眼光。這會讓更多人去獨立自主地認知、反思國際上不同文化原創(chuàng)力量提出的邁向理想社會的解決方案。
1989年在“大地魔術師”展覽上，法國策展人馬爾丹等人從全球藝術的現實語境出發(fā)，較早地包容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當代藝術與現代藝術長期共存的觀念。而中國、韓國與法國的藝術家也在各個國際舞臺上，通過日益強勁的國際交流模式，分享了彼此的異國情調，也分享了彼此對現代性的各自言說。于是，這兒、那兒，誰也不是中心，誰也不是邊緣。的確，在現、當代藝術日益成為藝術家自我體驗、或旁觀他者的文化表征的同時。國際藝術圈也在成為一個不同的他者與他者文化之間彼此權力角逐的場域。一個全球化，終于變身為不同國家各自表述的結果。然而，國際交流語境的發(fā)展慣性，在保留了求異存同的言說的同時，卻導致了更多求同存異的言說。在各個全球文化層面上，終究，文化求同的權重性愈來愈強大。
那么，地球的這兒的一個藝術家，是否在那兒也生效？是否一個藝術家走了全球化道路，閃現在全球注意力聚焦的舞臺，才能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呢？說到底，這還要看這個個體藝術家所提出的當代藝術問題，在國際參照系上，到底夠不夠前沿？有沒有貢獻性？
一些中、韓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放在本國還很有本土價值，但是放在國際當代藝術語境，由于其思路、表現形式與歐美藝術家的既往作品“撞車”、雷同，好像就顯得缺乏貢獻性。其實，藝術再現是有針對性的，是要解決不同歷史時期的現實問題的。藝術家身處的社會現實的上下文給了藝術再現一再發(fā)生的必要性。這種藝術形式、方法的“撞車”現象不一定存在直接的模仿，但在發(fā)生學上幾乎是難以避免的。那么，藝術家的價值，還是要看他是否站在問題的前沿、是否具有思想的前瞻性和形式語言的獨創(chuàng)性。當代藝術的原創(chuàng)性存在著時間節(jié)點的問題，但時間上的第一優(yōu)先并不能決定一切，更不能決定社會的接受度。藝術家在形式、語言上的創(chuàng)造，也有許多后發(fā)制人的例子。如果一個更大的社會消費過程、或者圖像延伸過程先接受了“這兒”的你，雖然有“那兒”別的藝術家做的比你早又與你的表達方式相近，但你也可以比他更生效。
在全球注意力和視覺消費面前，這兒，那兒，似乎已經被整合為一體。無論在哪，誰精彩，誰就閃亮。
近年來，一直有法國藝術家遠道來到中國、韓國參加交流活動，也一直有中、韓藝術家遠道赴法參展、短期駐留，中韓之間也是如此。有時，藝術家們覺得把自己在本國創(chuàng)作的作品直接搬來搬去展出，只是一種割斷上下文的、生硬的表達，結果也往往淪為一種勉強的、流于形式的交流。于是，藝術家越來越重視就地創(chuàng)作。藝術家根據不同地域的現實文化環(huán)境，做出不同的藝術應對，這是一種經典的當代藝術方法。但是，這兒和那兒的文化差異性，似乎不再有助于藝術家的創(chuàng)意激發(fā)和個性塑造。無論從這兒去那兒，還是從那兒回到這兒，藝術家應景的活越來越多。異質文化上下文的切換，已經越來越難以激發(fā)藝術家的創(chuàng)新思維。往日高更在南太平洋小島大溪地經歷的成功故事，也越來越難以重演。畢竟，地球的這兒與那兒之間，彼此的文化變得越來越同構化了。
國際交流語境，正在變成了一個穿透所有文化差異的整一化語境。這個語境所包容的是藝術家影響力的跨國輸出和全球傳播。在此，藝術的原創(chuàng)性也遭到后發(fā)優(yōu)勢的致命狙擊。在國際交流語境中，地球的這兒與那兒的藝術家所比拼的，已經不是創(chuàng)新的第一優(yōu)先，而是影響力傳播的第一優(yōu)先。于是，誰的國際影響力占了先機，誰就生效。誰的言說越有國際性，誰就越生效。
無論是在這兒，還是那兒，一個藝術家必須面對的是國際交流語境中的自我言說問題。如果你不言說，他人就替你言說。他人的言說，無論多么客觀，都是一種出自主觀角度的系統(tǒng)表述。因此，藝術家重要的是通過作品言說自己，把他的話語納入到國際交流語境，納入到各種各樣的上下文來強調他的語義有效性。單單言說，只是讓藝術家獲得某種意義的開始。但是，如果這個藝術家堅持獨創(chuàng)性和自主創(chuàng)新，他的思想、意義和價值就有可能變得重要，就有可能真正進入歷史。
今天的這兒、那兒，不同文化的差異性越來越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對的是越來越趨同的文化境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倒是變得更便利、有效了。讓人憂慮的是，也許有一天，從地球的這兒到那兒，只存在時差。那時，誰該歡喜？誰該愁？
（本文原題為從地球的這兒到那兒，只存在時差？——《“這兒，那兒”國際藝術展》前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