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衛(wèi)
詩人畫畫,不是什么新鮮事情。中國古代早就有“詩畫同源”一說,集詩與畫于一身的名家更是大有人在。如王維、蘇東坡、唐寅、鄭板橋等等,就都是凝詩畫為一體的杰出代表。可以說,詩與畫原本就是一回事。所謂“詩情畫意”,它構成一種美學品質,就像一個人的兩條腿一樣,支撐起了傳統(tǒng)中國的文人世界。
然而,近世以降,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突顯,社會身份也開始被技能所分化。它支解了傳統(tǒng)的文人世界,也拆散了詩與畫的抽象聯(lián)系。詩人和畫家成了不同的職業(yè)類型,被規(guī)約在各不相干的技術領域,似乎只能是二者擇其一,再難以求全了。在這方面深受其害的人物就有詩人艾青。作為曾經留學法國的美術生,艾青原本學習的是繪畫,但因為后來詩名大噪,而不得不放棄畫筆,成了單腿跳躍的文化健將。說起來,這也是一種遺憾,遺憾的不僅是科學技術讓人的統(tǒng)籌能力退化,還有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訓。就像國家設置各種協(xié)會將人約束起來,分割成不同的技術職業(yè)一樣,結果造成的就是創(chuàng)造力的萎縮。
詩人芒克也同樣是從文化宰制的年代走過來的,但幸運的是他沒有受到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浸染,也逃脫了技術主義的束縛。作為“老三屆”知青,芒克趕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很早便中斷學業(yè)被迫下放農村,歷經波折。不過,也正是因為這種放逐,使芒克在高壓政策下抽離出來,挽住了自己的天性,有了一種野生的創(chuàng)造力。這也正所謂“于禁忌之處見風骨,于高天之外看春秋”。芒克早年寫的詩歌,就呈現(xiàn)出了這樣一種文化叛逆與精神突圍。其實,他的叛逆與突圍還不僅僅只是局限在文本,更體現(xiàn)在行為方式上。如他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便積極地參與北京“地下文學”沙龍,并與畫家彭剛一起組織“先鋒派”藝術社團等等,就充分體現(xiàn)了“于禁忌之處見風骨”的人文訴求與反叛意識。我總覺得,這些都是一種文化鋪墊,預示了若干年后的詩人芒克還能跨越各種技術的屏障,撿起畫筆,進入美術創(chuàng)作的行列。
事實上,提起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運動,芒克也是肇始者之一。這不僅因為他與畫家彭剛早就開始了“先鋒派”嘗試,更因為他后來在與北島共謀《今天》雜志期間,間接地催生出了“星星畫會”;而“星星畫會”作為一道重新拉開的文化帷幕,也正是中國新藝術的濫觴。可以這么說,中國的新藝術原本就是脫胎于“真詩在民間”的人文傳統(tǒng),與新詩運動同屬一個自由的聯(lián)盟。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作為詩人的芒克后來進入繪畫領域,為什么能夠如此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了。因為他的新詩與現(xiàn)代繪畫是基于同一個“靈根”,原本就是一回事。
在談到自己后來為什么畫畫時,芒克毫不諱言:為了生存。這是芒克的直率,也是芒克的真誠。生存的途徑有很多,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為什么偏偏要選擇繪畫?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對于芒克,固然有生存的需要,但更多恐怕還是心理的訴求。正是因為詩和畫同屬一個文化源頭,在詩歌于今天逐漸脫去“理想國”的光芒,被物質社會所掩蓋之后,視覺藝術成了一條精神回溯的通道。我總猜想,這可能才是芒克后來拿起畫筆的初衷,不為別的,為的還是尋找靈魂的出口,精神的寄望。所以,芒克的繪畫中極少有社會性的內涵,強調的完全是一種主觀感受,帶有濃烈的自然主義傾向。有人不解,認為這有悖于芒克早年以詩為箭的鋒芒。其實不然,要知道芒克的詩與畫穿越了兩個不同的時空,他的詩之所以能夠成為林中響箭,不是因為刻意渲染了什么社會批判;而是因為他的自由詩性,所穿越的是一個萬馬齊喑的年代。可今天則不同,今天已是眾聲喧嘩,批判也好,叛逆也罷,早就淪為修飾,裝點著各式各樣的藝術門類。在這樣的背景下,芒克以畫為營,回到自然主義懷抱,從根本上還是對自己心中那個“理想國”的價值還原。其實,藝術本不應該附加社會批判的功能,之所以植入批判性的因子,是因為社會阻礙了人類精神的發(fā)展。但是,對于一個“大道無形”的人而言,這種阻礙并不能成為束縛。就像芒克能夠自由地穿梭于詩與畫之間一樣。無論是過去寫詩,還是今天畫畫,對于芒克來說,其實都只不過是率性為之,表達了自己文化超越的性格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