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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外國畫商從深圳市場上買走八張行畫，每張2200元。后來，被一位中國買主從巴黎買回來每張1.6萬元。這位買主不相信這些畫來自深圳行畫市場，他說那是在巴黎的畫廊里作為藝術(shù)品出售的呀。

　　講這個故事的人是在深圳經(jīng)營行畫的。引證這個故事，他想說，藝術(shù)的概念本身就是朦朧的，看待藝術(shù)的眼光不妨平和一些。

　　外國畫商賺了。中國這位買主傻了，哪能迷信巴黎呢?！但是講故事的人是肯定1.6萬元的價格，這是被市場實現(xiàn)的，被市場驗證的價格。換言之，擺在巴黎就值這價錢，這就夠了。不該再追究作者何人產(chǎn)地何方，如這位買主般地自我折磨。畫的作者是虧了，早知如此

　　他該抱著作品上巴黎去出手，深圳的畫商也該自己把門市開到巴黎去，直接掙這筆迷信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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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不能迷信。地球村固然不大，但是各家店鋪的價錢差得遠，未必是一分錢一分貨。價錢的差異引動著鈔票的流向，引動著風格的流向，引向了價格趨高而質(zhì)量趨劣的方向。這個方向是說的大方向，主旋律。具體到個人當然各有不同，什么例子都能舉出來。

　　齊白石衰年變法，究竟是要爭那萬惡的市場？還是順應了它？事實上，變法之后他的畫是行家也認了，市場也好了。齊白石漲了，市場還是那個市場。變法之前，他的畫賣得不好，很苦悶。用別人價格的三分之一還賣不出去。齊白石當然不迷信市場。賣不動的時候往往傾向于批評市場。賣得火的才傾向于主張市場，常情。他當時不至于迷信市場，但是了不起在于他也沒有簡單地自我孤立，講生不逢時。他有貴人相助，他聽了勸。他有他的明智。他給自己找了條活路。在當時中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傳統(tǒng)文人畫的整體狀態(tài)怎么不是低谷呢？如果沒有齊白石那幾個人活下來。如果沒有那幾個人的光彩。中國畫壇的神氣何在?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

　　市場不是為了優(yōu)化藝術(shù)而設置的。市場也不是為了敗壞藝術(shù)，它的出現(xiàn)并沒有文化目 的，它是經(jīng)濟社會運行的產(chǎn)物。

　　趕上了市場經(jīng)濟，就像趕上冬天一樣，準備棉衣服就是。詛咒冬天，控拆它的冷酷，懷念蔥蘢繁盛的夏天，這些都不解決實際問題，一旦傷風病倒真釀成文壇損失。最好是學齊白石老人，變法就是穿上了棉猴兒。

　　人總是面對新的境遇。小時候接受某種教育，青年時代形成某種觀念，而一旦獨立面對世界的時候，卻總是發(fā)現(xiàn)物是人非，流水落花春去也，嚴寒酷暑有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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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時度勢，變法也不是消極的投合。在法國見過羅丹做的一些肖像，俗而且軟，我猜那些肖像就是羅丹掙錢的活兒。讓了，放棄了。有所讓，有所不讓。這也是一種做法。

　　另有財路不指著賣畫為生的人就在畫布上清高得多，講究畫格人品不留余地。與這些人相比我倒是更佩服齊白石。既活了人，也成了畫。

　　所以，文章開頭那個故事可以引證的道理，或許是：應付市場不妨心態(tài)平和，自己畫畫卻不敢模糊了尺度。凡?高一生過得風風火火，見什么愛什么，見山愛山見水愛水，而且把這份感情全記下來畫下來了，他的畫風也大變了一回。在巴黎洗凈了自己的調(diào)色板，削掉了千篇一律的土豆皮，從此他的畫面寶石一樣硬朗朗的顏色開始出現(xiàn)。凡?高是特例。他能活得下來是偶然，能活下來并畫得痛快是特例。羅丹處世顯然狡猾得多，但是，除了活人之外，他畢竟還有作品，有不得了的作品，有他很投入的作品，而且相當不少。

　　把平生遭遇的打擊、不測、逆境，都當作命運的特別的恩惠、特別給予的機會，積極看待，積極利用。如果把這稱為“逆來順受”，那么，能不能做到是要有些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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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來而順受，關(guān)鍵在一個順字。

　　一是自我的格局要大一點，太小就順不進來。自我的格局寬松些，有調(diào)整的余地，比如李可染從三四十年代畫寫意人物，到50年代一頭扎進山水，多大的調(diào)整！但是，他文化底子好，能把一切“順”進來，興致勃勃地也是真心實意地要“為祖國山河立傳”。反之，光練技術(shù)格局小，自我調(diào)整的余地就不大，只能“靠天吃飯”。

　　二是心態(tài)要好一點。逆來是表相，順受就可能成正“果”。順受不是忍受，不是咬著牙挨打。“一味冷逸”賣不動。齊白石客居京華很受打擊，很傷自尊。如此逆境之中，高人只有把心態(tài)調(diào)整好一點，才能意識到逆境在幫襯自己，在推動自己從青藤八大的冷逸里面脫出來。大逆之境正在成就著大變革。齊白石五十多歲的變法成就的不只是他一個人，也是文人畫傳統(tǒng)在當代中國的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