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奪瀘定橋》是李宗津一生中畫過的最重要的歷史畫創(chuàng)作，1951年創(chuàng)作的。后來他又重畫過一遍，那時他已經(jīng)患癌癥了。

他在學生運動中表現(xiàn)得很好，1947年“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的時候他支持學生運動，是參加學運示威的人員之一，也是被國民黨解聘的四個教授名單中的一個。從整個歷史上來看，李宗津是個非常好的人。他的哥哥叫李宗恩，是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院長。臨近解放的時候，北平藝專地下黨接到任務，一是要占領北邊國民黨的汽車連，另一個就是保衛(wèi)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安全。我們通過李宗津同李宗恩秘密取得了聯(lián)系。一旦北京武裝解放的時候，我們要組織藝專的進步力量，來配合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地下黨，保護協(xié)和醫(yī)學院不被破壞。協(xié)和醫(yī)學院有地下黨，書記是個女同志。后來北平和平解放，我們的計劃也就沒有實施。李宗津很自覺地在臨近解放的時候就已經(jīng)公開地來配合我們做這事了。

1957年“反右”開始，所有替江豐講話的人都被印在一本發(fā)言記錄本上。就根據(jù)這個記錄，誰發(fā)言稍微激烈一點的就被劃為右派。其實無非就是談國畫問題。當時有70個人被打成右派，其中40個黨員，而且這40個黨員絕大部分是從老區(qū)來的，當時幾個美術學院的頭(領導)都在名單里?，F(xiàn)在的中國美術學院，那時叫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院長是莫樸。東北魯迅美術學院的楊角、張望、張曉飛，浙江的莫樸、金野、金浪、朱金樓、王流秋，北京的彥涵、古元、江豐、洪波、馮法祀、秦征，全部被劃成右派。李宗津也在其中。當時我“動員”了不少老同志去給文化部提意見。難得有一個向文化部提意見的機會，我自己謙虛了一下，我算比較年輕的，盡量讓這些老同志有充分發(fā)言的機會，就沒說話，結(jié)果我就沒被劃上。俞云階后來跟我說：“是你讓我去的，結(jié)果把我劃成右派，你倒沒事?！碑敃r廖靜文、劉開渠都講話了，后來古元、吳作人、董希文這幾個名字也被報上去，被周揚勾掉了，我估計是總理勾掉的。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時候那些“反右”的左派，我倒覺得蠻有問題的。不過是在一個學術問題上，認為江豐主張畫國畫必須學素描，這就是消滅國畫。不是提倡“百花齊放”嗎，江豐要搞一個“革命學派”，這不是“左”嗎?哪是“右”啊?在國畫問題上，跟浙江的一些老先生產(chǎn)生了矛盾。毛主席去杭州時他們反映了對江豐的意見，主席一生氣讓江豐到杭州做檢查。江豐說：“我不是燈籠腦袋。”江豐拒絕了。他在國畫問題上是有狹隘的一面，他是木刻運動出身，但在國畫問題上他的主流是改革，他認為要寫生，要吸收西洋的寫實技巧。這個觀點是從徐悲鴻那里延續(xù)下來的，有共同點。江豐一句典型的話是：共產(chǎn)黨員不是好人，是戰(zhàn)士。他要戰(zhàn)斗。

江豐在中央美術學院主持工作時，極力推崇三個人：第一個黃胄。黃胄從不知名到知名是江豐扶持起來的。黃胄的第一個作品觀摩是在中央美院的院長辦公室。第二個是李可染。這些人都有中西融合的因素。再有一個是董希文，董希文也畫中國畫。現(xiàn)在一分為二地看，江豐當時對花鳥、山水畫重視不夠，也有他的一些歷史原因。剛解放，沒有分國畫、油畫、版畫這些細科，那時候大家都在畫年畫，李可染、葉淺予也畫年畫。但就苦了李苦禪這些人，李苦禪就到工會賣票了。后來他給毛主席寫信。李苦禪是好人，但他的處境有點困難。在美院，一個他，一個王青芳，沒有得到重視。包括北京一些老國畫家。這些老先生跟徐悲鴻在解放前就有對國畫問題的“論戰(zhàn)”。江豐一參加助陣，那時徐悲鴻已經(jīng)不在了，矛盾就轉(zhuǎn)移到江豐頭上了。中國畫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時周總理主持，讓江豐去參加開幕式。這實際上是一種施壓。一個小小的學術問題，不過是由于江豐太“左”，比較狹隘，缺乏認識，就被擴大成政治問題。對這個問題一旦不服，一旦講話，就是反對“百花齊放”，就是政治問題，民族虛無主義，就劃成右派，撤了職。其實這些斗爭都是“延安文藝整風”的延續(xù)。江豐是個好人，對他也是非常不公。他是“花崗巖腦袋”，即使當了右派，凡是在他落難時接待他的人，誰家缺了什么，在他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他都想辦法將家里的東西給搬去。很可愛的一個人，但從來不笑。

李宗津是一個被江豐所看重的人，他在那個時候幫江豐講了一些話，自然也成了右派。之前，李宗津是一個很活躍也很愛表現(xiàn)的人，但他是一個好人、好畫家。尤其是他死時留下的那封信，使我認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那一份忠貞。

采訪者：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