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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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是個人歷史的另一種書寫樣態(tài)，它總是或隱或現(xiàn)地映射著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及其心路歷程。畫家馮遠生于黃浦江畔，在那里度過了“右派子女”的少年時光，青年時期又落戶北國，在那里留下了9年的知青歲月，七十年代末考入浙江美術學院，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直至擔任副院長，九十年代以后歷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長、中國美術館館長及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等職。這樣壯闊的人生經(jīng)歷，給我們提供了閱讀馮遠先生人物畫作品的時代注解，將這些注解聯(lián)綴起來，便可以復原出一部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圖景。馮遠先生自幼喜愛歷史與文學，中年以后又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社會文明建設與國家文化管理工作中，因此，他的人物畫作品就自然而然地轉述著他對于民族歷史、國家現(xiàn)狀及社會現(xiàn)實等大主題的思考，它將個人的歷史投射到國家的歷史之中，書寫著與中國社會同步進展的“大”歷史。這樣的歷史書寫，反映出一位當代中國畫家的藝術良知與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意識，其作品所包孕的思想底蘊與精神感召已超出了繪畫的界域。他其實是立足在當代中國現(xiàn)實土壤上的一位時代歌者，只是他將音符置換為筆墨。

如果暫不論馮遠先生的抽象水墨系列，只就其人物畫而言，似可以將他的作品劃分為兩大組群：一個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秦隸筑城圖》、《屈賦辭意》、《歷史》、《建國方略》、《秦嬴政稱帝慶典圖》及《保衛(wèi)黃河》等作品，一個是2000年以后的《虛擬都市病態(tài)》、《都市百態(tài)》、《我要讀書》、《圣山遠眺》、《雪山祥云》及《蒼生》等作品。由前一作品組群向后一組群轉型中所呈現(xiàn)的題材變遷是非常明顯的，這即是，從歷史的到現(xiàn)實的，從神話的到人間的，從政治的到世俗的。然而，在這兩個組群之間所貫穿的基本創(chuàng)作主旨卻始終未變：馮遠先生始終關注于人，始終通過深刻揭示在歷史、政治、民族、國家以及世俗人間的各種場景中所體現(xiàn)出的人的豐富性，來追尋歷史情境，闡揚時代精神。在這兩個作品組群之間，也發(fā)生了從英雄到普羅的對象轉移，和從仰視到平視的視角轉移等，而這種轉移的背后則隱含著畫面人物角色的重大轉換：從“形象”到“面孔”。前者是歷史傳說或政治風云中的人物，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歷史發(fā)展、文明進化及社會進步等的象征；后者則是現(xiàn)世生活中的各色人群，他們是當代社會生活的平凡而直接的參與者。“形象”有時是在神壇之上的，“面孔”則就在鄰家的日常生活中，因而，“面孔”比之“形象”更具現(xiàn)實可感性，也更具表情的豐富性；另一方面，“面孔”又不同于追摹一切自然生理特征的“肖像”，因為“面孔”更逼近人群中的“類”的特征。塑造“面孔”的“類”特征的，除了自然生理因素之外，還有時代風物與時代氣象，因而面孔中便被寫入了時代訊息。馮遠先生筆下的當代眾生即是中國新時代的各色面孔，他們?nèi)紒碜袁F(xiàn)實中各種尋常背景，然而他們卻可以逼真地描述中國當代社會的各種情狀。因此，馮遠先生刻畫的人物面孔，實際上已將中國人物畫創(chuàng)作，推展到一個與時代精神會晤的表現(xiàn)層面。

而這一切，似乎并不主要是憑藉他作品的形式技巧。馮遠先生一貫堅守立足生活本體的創(chuàng)作立場，作品所傳遞的思想與情感，無不是從鮮活的生活場中發(fā)出的真切回聲。他以一種生活的在場、情感的在場、精神的在場的姿態(tài)，去感受現(xiàn)實人生的生存百態(tài)，進而挖掘他們形貌背后的精神狀態(tài)，并通過捕捉、刻畫與表現(xiàn)這種狀態(tài)，來描述一個時代的文化與精神的表情。他用一種飽蘸人間冷暖的創(chuàng)作方式，將時代的溫度保持在筆線墨色中，從而讓人看到他的作品，就仿佛讀到了那一段歷史。

在紛紜繁雜的中國當代藝術格局中，這種立足生活的在場姿態(tài)既不張揚也不取寵，然而它緊貼大地匍匐而行的堅實性格，卻值得我們格外尊敬。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中國人物畫創(chuàng)作面臨精神匱乏的困境時，他把一種“現(xiàn)場”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還原成一種“現(xiàn)實”的審美態(tài)度，并用這種態(tài)度創(chuàng)作出動人心魄的作品，從而重新激揚起現(xiàn)實主義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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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不是說，馮遠先生是不注重形式語言的。事實上，他其實“很在意筆下每一幅作品的視覺形式和造型形式感”（馮遠語）。并且，為此他曾通過《水墨抽象》探索墨色變化，通過《水墨戲劇》探索線、形構成及質(zhì)感、空間關系，也曾通過《羅漢系列》探索線的表現(xiàn)可能。最后，他以堅實厚重的造型、舒展暢達的筆線、宏闊開張的構圖及雄強樸厚的筆墨組合，打造出具有鮮明個性與時代風采的形式語言。

馮遠先生的人物畫以大刀闊斧般的粗線條構造形象，一筆下去，既有體面，也有明暗，既有質(zhì)感，更有墨色本身的意味和書寫意趣，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畫“筆”的內(nèi)涵。通過筆的多義（特別是體面、明暗）表述，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中國畫的寫實造型與寫意筆墨間的融洽對接問題。作品墨色濃重，以具有較高飽和度的重墨為基調(diào)，拉大墨色變化空間，使墨色層次顯現(xiàn)在一個大起伏波段上，從而讓形式意味與視覺沖擊共同呈現(xiàn)。他的行筆迅捷，在因形遣筆以描述形象真實的同時，更是讓筆的行走聽憑內(nèi)心情感，從而將“寫”的抒情性貫穿整個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他又用這種“寫”出的線條組合成了具有塑造感的筆墨圖式，從而完成了一種雕塑般的形式構造。因此可以說，馮遠先生的筆墨圖式既蘊藏著書法的情致與意味，又表述著雕塑的團塊、結構及實在感與質(zhì)地感。這種筆墨也便以“寫”為“塑”而不至工板，又因“塑”為“寫”而不至虛妄。如果說，素描加筆墨的中西結合只是一種皮毛架接，那么，或可以說這種“寫”“塑”互用，已經(jīng)進入中西造型藝術間更為本質(zhì)的對話。

這種具有塑造感的筆墨圖式，讓馮遠先生在浙派第三代代表畫家中特顯突出。因為，如果說這一派畫家中的吳山明先生的變化的墨法、劉國輝先生的醇化的筆法，都是各自在明清文人筆墨的延展線上向深度進展，那么，馮遠先生的筆墨則似乎是調(diào)整了一個行進方向，因而，他也就多少有些遠離了浙派。馮遠先生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傳統(tǒng)文人畫的筆墨意趣，他是要用比明清遠為久遠的漢唐精神去澆灌筆墨，這種筆墨以粗拙的形質(zhì)應和著民族文化“重”、“拙”、“博”、“大”的精神傳統(tǒng)，如果說傳統(tǒng)文人畫在更多的時候是對應著簡約清雅情趣的話。因此，也可以說，在有些遠離了浙派的同時，馮遠先生也有些遠離了傳統(tǒng)文人畫。馮遠先生曾說：“傳統(tǒng)繪畫中高超的筆墨技藝傳承應為當代的內(nèi)容服務，這是我們這一代畫家的歷史性課題?！弊粉欀敶畹亩嘧硕嗖剩P墨便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追逐著現(xiàn)實的波瀾壯闊與萬千情態(tài)，也便形成馮遠先生如交響樂般氣勢宏大的多重筆墨，從而讓筆墨從文人“余技”的簡率涂抹走出，而進入一個氣象豐沛的表現(xiàn)天地。

馮遠先生的人物畫，通過讓堅實的造型功底與書法式的抒情筆墨相結合，讓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題材與厚重博大的精神傳統(tǒng)相聯(lián)結，建立起具有鮮明時代感的語言形式。這是他作為時代歌者所憑借的聲音質(zhì)地與曲調(diào)旋律，如果說它們正激昂地傳遞著時代的強音，那么，在其中其實也回旋著傳統(tǒng)的余音；如果說它們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式的文化意境與精神氣度，那么，在其中其實也混融著西方式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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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馮遠先生具有嫻熟的筆墨功力與令人信服的造型能力，但他更為關注的卻是形式、技藝背后的思想與精神。他用詩人的氣質(zhì)與歷史、時代對話，用哲人的心思晤對中國文化精神。宏大、雄強、昂揚、向上的精神性灌注在他作品的所有方面，從人物到場面、從筆線到構圖、從色彩到氣氛等等；而無論是眾多的人物場景，還是單個的一人面孔，無論是長城、黃河的重大主題，還是都市百態(tài)或雪域高原的蕓蕓眾生，都無不呈現(xiàn)在史詩般的宏大敘事之中。

因此，馮遠先生的人物畫總給人一種震撼心靈的感動。其躍動的線條、其濃重的墨色、其響亮的色彩，其開張的構圖、其雄勁的筆墨、其巨大的營構等等，共同鋪墊出他作品雄強霸悍、樸厚蒼渾的精神質(zhì)地。無疑，這種質(zhì)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來自他長期生活的北方風土的浸潤，如果說，他蘊藉的小品更多地體現(xiàn)出他身上南方的靈動性情的話。

雄強大氣的作品，是馮遠先生與現(xiàn)實世界之間的一個重要媒介，它一方面恰當?shù)乇硎鲋詈竦乃枷肭楦信c開張的膽識性格，另一方面也與蓬勃向上的時代風華保持著共同的呼吸。而這兩個世界所撞擊出的，一定是一種黃鐘大呂的聲音，這兩個世界所交匯出的，一定是一種撼天動地的筆墨圖式。

而這樣的筆墨圖式，是幾乎不見于古典筆墨傳承譜系的。因為，自宋元起，當筆墨成為中國畫的中心詞并被文人們奉為圭臬之后，就向著清、柔、簡、淡的方向發(fā)展了；而在此之前的漢唐時期，雖然流布著雄強激昂的文化精神，但彼時的中國畫筆墨卻尚未發(fā)展。因而，筆墨圖式與雄強精神這二者，就因歷史的錯位而不曾走到一起。而能讓它們在一個新的時代天空下攜起手來，實在是當代中國畫家所獨有的機會，馮遠先生雄強的筆墨圖式便產(chǎn)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在這種圖式中，嚴謹?shù)膶憣嵄３种谋镜目勺x性，而重厚、強勁的筆墨則增加了精神力度；豐富的意象寄托著濃烈的情感，具有崇高感的形式蘊藏著深刻的哲思。昂揚向上的時代風潮，流注到馮遠先生的人物畫中，他只是忠實地接受這一感召，并把它不做掩飾地傳達出來。他也因此完成了中國人物畫的形式與內(nèi)涵的整體建構，以及技藝與精神的高度統(tǒng)一，從而倍受矚目地進入當代中國繪畫史視野。

在雄強激越的另一面，馮遠先生又是理性而深邃的，因為他是一位具有豐厚學養(yǎng)的學者型畫家。他的一系列學術論文，如《從生命意識到審美知覺》、《回到單純》、《現(xiàn)代日本畫的啟示》、《重歸不似之似》、《“人”的藝術和藝術的“人”》、《并非背叛的選擇》及《東窗夜記》等都體現(xiàn)出他獨到的學術視角與具有洞見的思想力。這也是他凸顯于當代中國繪畫史的另一重要原因。他用自己的哲理思考與藝術實踐，提出并力圖回答著當下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諸多問題，如文人畫的當代價值，中國畫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構成的現(xiàn)代轉型，重提現(xiàn)實主義，藝術中的客體與自我的關系，中國畫家的當代使命，中國畫的精神性，以及當代中國畫的出路等等。而他的作品更以高度的敏感切近了這些問題的實質(zhì)，從而使他的中國人物畫創(chuàng)作輻射著一個廣闊的學術疆域。

近些年來，馮遠先生一直思考著中國藝術的現(xiàn)代轉型之路，他的每一次風格嬗變也都是在這個道路上邁出的一個個探索的步伐。而他目前的筆墨圖式也可能只是標志著這一探索過程的一個特定階段，這一探索過程也一定還要繼續(xù)下去。但是不管這個過程會怎樣進行，作為一位時代歌者，他將永遠以變革的時代為舞臺，他所有的樂感也將永遠來自時代的啟迪，因為，與其說他是為時代而歌，莫如說是時代選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