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1931—2001），美籍華裔人類學專家

陳丹青是“文革”后走出國門的第一代藝術家

　　巫鴻身后的背景是藝術家宋東的作品：人在努力把印章蓋在水里———24張照片掛滿巫鴻家客廳的整面墻。

■ 巫鴻憶師友

恩師 和張光直天南海北聊天

和張光直先生的交往讓我印象深刻，那會兒我們經(jīng)常天南海北地聊天。

他特別愛看武俠小說還有西方的偵探小說，他也很有藝術感，喜歡書法。我常常直接就去他的辦公室，一敲門就進去了，然后就聊一通兒。

先生從未告訴我在美國找教授談話是需要先預約的，看我進門總是和顏悅色，如果正在忙就示意讓我等一等。而這種時候我就隨便瀏覽架上書籍或咖啡桌上放著的新到考古書刊。等他辦完事或放下電話我們就開始談話，常常是天南海北地聊。

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談起其他武俠小說作者也如數(shù)家珍。直到我當了教授后才明白，原來見教授是需要預約的。那時學校里的中國學生也不多，張先生手下只有兩個中國學生，一個是我，還一個是從臺灣來的臧正華，現(xiàn)在也是那里的考古權威了。有一年過節(jié)的時候，張先生把我們叫到家里吃飯，他親自下廚，想想挺讓人懷念。

不過和張先生聊得最多的還是考古。他對中國大陸的考古很關注，總想知道各種細節(jié)。另一個常談的是研究方法和概念的問題。

比如當時國內(nèi)文章常常用到“圖騰”這個詞，張先生不大同意，我們于是討論了很多關于圖騰這個概念的問題。

通過和張先生的談話，我才意識到我們國家最早的時候引進“圖騰”概念，是通過恩格斯所引用的摩爾根的作品，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后來在西方有很多新的發(fā)展，還有一些反思的文章。這些當時我都不知道，要補課。

應該說，中央美院的金維諾先生和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是兩位造就了我的老師。對他們我是需要畢生感謝的。

好友 和陳丹青在紐約打地鋪

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美國做一些當代中國藝術家的展覽，包括陳丹青、羅中立等等，那是文革后去美國居住和訪問的第一代當代中國藝術家。

他們都是寫實藝術家，當時在國外也并沒有什么知名度。我在哈佛做了一段時間本科學院里的美術史輔導員，住在一個非常好的宿舍里，自己有三間古色古香的大屋子。這個學院叫“亞當斯”，以文藝的人才著稱，馬友友就是那里畢業(yè)的。

我們當時的院長人很好，他是英國文學史的專家，來過南京教書，對于我想幫中國藝術家在哈佛辦展覽的事情很支持，我就借著這樣的契機把這件事給做起來了。

陳丹青在美院讀書的時候比我低一兩屆，后來我們在美國見面后很合得來。那時國內(nèi)的畫家到了美國生活得很艱苦，他們和所謂的知識界也沒什么接觸。

我記得那時我去紐約的皇后區(qū)看陳丹青，晚上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房子很小，我睡在地上，蟑螂就在我身上跳來跳去。但是談得很愉快，他還向我介紹了當時在紐約的其他一些很優(yōu)秀的畫家，包括木心。

辦展覽我們也沒有錢，作品是自己開車運到哈佛的，有一次開到一半，發(fā)現(xiàn)汽車上拴的畫飛走了，也不知道飛到哪兒去了，好像是木心的畫。

當時這些人都很有理想主義的，有一種出遠門打天下的心態(tài)。陳丹青是其中最嚴肅好學的，到大都會展覽館仔細地看了很多作品，吸收了很多知識。

當時在哈佛做的這些展覽規(guī)模不大，實際的觀眾也不多，但是它們和商業(yè)畫廊里的展覽或者其他大型展覽意味不同。

哈佛不僅僅是一所大學，還是一個象征，象征著西方最高的學府，所以能進入這個學府做展覽，在當時很有象征性。

執(zhí)教 哈佛和芝加哥的名校經(jīng)驗

我于1987年開始在哈佛教書，到了1994年獲得終身教授職位，同年去到芝加哥大學任教。

當時還有其他的選擇，很多人也問過我，為什么最后選擇了芝加哥。我給的理由是，在美國的漢學界呆長了，慢慢地你考慮的就不只是自己，不僅是寫書的問題，考慮更多的逐漸變成學科建設的問題。考慮的是到哪里可以給這個領域做更多的貢獻，哪里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乎的因此是哪個學校能給中國美術史多大支持，而主要不是哪個地方給你多少工資。

當時芝加哥大學得到一筆很大的捐款，而且是專門捐給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它就可以找兩三個教授，成立一個研究中心。

后來伯克利大學和耶魯大學也都邀請過我和我太太去任教，條件也都很好，但是一來是搬家也是件很麻煩的事，二來我們都很喜歡芝加哥大學的強烈的學術討論氣氛，也就都婉言謝絕了。

我有時開玩笑說：我推掉了哈佛、耶魯和伯克利三個名校的邀請，將來想要換地方也沒有地方去了！

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完全不一樣，哈佛非常大而外向，有很多的名教授，很強的學院，資金雄厚。而芝加哥大學則比較內(nèi)向，很內(nèi)斂，是創(chuàng)造學派的地方，比如它在人類學、經(jīng)濟學方面都有自己的學派。哈佛是聚集人才的地方，就沒有什么“哈佛派”。

芝加哥大學以理論和學術討論著稱，很智力化。它雖然有院、系，但系與系之間的界限不是壁壘森嚴的，很多教授在幾個系任職，自然地造成了跨學科的氣氛。所以芝加哥大學對我很有吸引力。

芝加哥大學吸引我的另外一個地方是它的美術館，叫斯馬特美術館。

我去了不久就開始與美術館合作，舉辦大型中國當代美術展覽。那時候開始用比較多的時間做當代美術，也是來自我對學科本身的思考：當時我發(fā)現(xiàn)美國著名大學的美術史系，在研究西方美術時，大約70%-80%的教授和研究生都是專攻現(xiàn)代和當代———就是18世紀以來的藝術。但是一到了非西方美術，大約95%的人都在做傳統(tǒng)美術。因此我認識到東、西方的不同并不是一個地理問題，而主要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當時就有一種希望，希望對中國美術的教學和研究不能都停留在古代；這也是其他一些同行的共識。

我當時開始做當代藝術展覽，也是希望把美術圈的時間概念打破，把中國現(xiàn)代藝術介紹到美國。現(xiàn)在看起來，這些年通過大家的努力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些效果。

■巫鴻的“七十年代”

感謝老師金維諾

這幾天在看李陀、北島編的《七十年代》，很有感觸，也想說幾句我的七十年代。我在1978年回到母校，在下部隊再教育之后，能夠進入剛剛開放的研究生班，實在是我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一個極為巨大的變化。

班上同學有的是原來就認識的美院師兄和老友（如薛永年、王瀧等人），其他人則是來自全國的青年精英。在金維諾和其他先生的帶領下，造就了一派相當活躍的學術氣氛。當時社會上整個的學術和藝術思潮也很活躍，我不但從校內(nèi)的師長和同學處學到很多東西，和校外的研究生（如文藝研究院的碩士生）以及新出現(xiàn)的新潮藝術家也頻有接觸。這些聯(lián)系在我于1980年出國后就暫時停頓了，也可以說是一個遺憾。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金維諾老師對我的關懷和教導。金先生把我召回母校，我現(xiàn)在所存的在美院時期所寫的稿子上仍有金先生的批語，既鼓勵又十分嚴格。當我得到去哈佛大學學習的機會時，金先生大力幫助，使我能夠成行。幾年后得以在哈佛大學見面，以后又請先生來芝加哥開會演講，均不勝欣喜。我在學術研究上也深深地受到金先生的影響，比如后來所寫的一些文章，包括對西漢時期“祥瑞紋樣”、早期佛教美術、以及敦煌佛傳圖畫的研究，都明顯地承襲了金先生的學術傳統(tǒng)。

■ 記者手記

上善若水，赤腳交流

從巫鴻在北京住所的飄窗望出去，是紫竹院公園里的綠樹和小石橋。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大幅宋東的作品，名為“印水”，這一大幅作品又可分成若干小幅的照片。照片里的宋東拿著一個木印，一次次往水里蓋，這個印上刻的字是中文的“水”。巫鴻說，蓋印如今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人的行政力量，變成了官方的行為，但水是自然的物質(zhì)，人們想對它蓋印是永遠也蓋不上的，這也是一個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

常年在美國的巫鴻喜歡以一種平視、平等的方式和大家交流，這體現(xiàn)在后來他去單向街書店講座時，強調(diào)大家可隨時打斷自己的講話，只要有問題就提出來，大家一起交流。還體現(xiàn)在去他家的那天，我說我光著腳就好，于是他也立即脫掉了拖鞋。

我猜巫鴻是喜歡水這種物質(zhì)的，不光是因為他把宋東的作品擺在客廳里最顯眼的位置，還因為他在后來的講座里也幾次提到了水，這次提得徹底，是從大禹治水開始講起的。講座結(jié)束的時候，有個讀者湊上前說自己的錢不夠，買不起巫鴻的書了，問巫鴻能不能送給自己一本書。在人群中簽名的巫鴻竟然立即就準備掏錢幫那人買書，事后同行的朋友都感嘆說，巫鴻人太好。我倒是想起老子的那句“上善若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