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美術館工作十數年，王璜生已是業(yè)內首屈一指的行家。自2000年任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創(chuàng)辦和策劃過“廣州三年展”。也正是在他主事期間，廣東美術館成為“國內最好的美術館之一”。如今，王璜生赴京三載，回頭看廣東的當代藝術與美術館建設，自是另一種視角。

記者：離開廣東三年后，您怎么看待廣東當代藝術?

王璜生：首先，廣東的當代藝術，像以前的廣東美術館，在國內和國際上影響都挺大。現在我在外面，但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國外，大家都會談起以前的廣州三年展，都覺得廣東曾經有非常好的藝術、學術氣氛。而且像博爾赫斯書店這樣的一些民間機構也做得很不錯。而廣東美術館所做的“廣州三年展”、“攝影雙年展”，還有深圳何香凝美術館所做的一些項目，都在中國當代藝術界、當代藝術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對于當代藝術，我想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精神的獨立，要有思考性、批判性的眼光，要有介入現實的態(tài)度、張揚自由、民主、開放的精神。這是最重要的。就一個區(qū)域的當代藝術來講，如何堅持獨立的精神，如何堅持批判的視角，如何弘揚自由的精神，是首要的命題。我記得在我離開廣東的時候，有媒體曾作報道探討：廣東美術館的獨立精神會不會動搖?

如果一個區(qū)域的文化藝術沒法保持一種獨立的精神品質，沒法為藝術創(chuàng)造一種自由、開放、多元的氛圍，而是開口談某某首長來指導參觀、某某領導來題詞題字，閉口說市場、價格，什么叫價兩三千萬，并將這樣的東西作為某一區(qū)域文化藝術的主導，那是很要命的。藝術如果只能依附于官或商，不是吹牛、吹捧，就是作秀、炫耀，沒有自己最寶貴的獨立品質，這種藝術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在這種氛圍中，當代藝術實際上是很難有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的。我覺得，藝術被置于權文化與奴才文化、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的氛圍中，最可怕。而且，一旦這樣的東西成為社會主導，對普通公眾、對藝術發(fā)展、對區(qū)域的文化形象的負面影響是深且遠的。

當然，從當代藝術自身的生息條件來說，廣東的當代藝術也一直缺乏一條結構合理的生態(tài)鏈，即便像廣東美術館過去那樣致力于推動當代藝術，也常有吃力不討好之感，它缺乏相關互動的環(huán)節(jié)鏈條。廣東長期以來缺乏發(fā)展當代藝術的氣場、受眾乃至保證這種藝術持續(xù)發(fā)展的市場支持等，盡管廣東不乏前衛(wèi)藝術家。它不像北京，既有勇于探索和實驗的藝術人群，更有藝術活動的組織機構，相對穩(wěn)定的國內國際藝術市場，濃郁的藝術交流、多元并存的學術討論氣氛，等等。但當然，北京有北京的問題。

記者：您從事美術館行業(yè)十數年。在您看來，怎樣才能做好一個館長，而不是一個長官?

王璜生：我覺得，理想的美術館館長應該是一個有學養(yǎng)史識、有文化抱負、有職業(yè)道德操守、勇于擔當風險、有管理能力的美術行內專家。他兼具美術史家、美術管理者、有責任感、有良知、甘于奉獻的知識分子多重品質。除了堅持藝術、學術理想外，還要堅持做人的準則。不謀私利，不偏私好，只對歷史、對藝術、對公共文化積累、對公眾負責。辦一個具有一流水平的美術館不容易，即便達不到一流水平，至少要問心無愧，要對得起館長這個職位。有了這份責任心，不懂你就會去學。我1996年初到廣東美術館，也不懂美術館該怎么辦，那時候在國內并沒有任何特別好的參照體系，但我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學出來和走過來的：向港澳和國外學，向歷史學，向同行學。有這種責任，你就會去學好，有這種責任，你就會去堅持。

我記得廣東美術館開館時，上面有個重要任務，要做廣東改革開放的成果展，要求在美術館最重要的五號展廳放一個火箭模型，這是歷年的成果展通常的做法。但放在美術館里，就有些不倫不類。當時上級領導已經定下來了，只能這樣做。我覺得特別不好接受，就與林抗生館長商量，我們一塊去跟上級領導談，并為領導出謀獻策，在美術館的邊上開辟了另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安排了這個成就展，終于說通上級領導。總覺得在美術館里做展覽，一定要保持一種藝術或學術的純粹性，美術館是藝術的殿堂，什么展覽能進美術館的展廳，要把握好水準，要有自己的文化堅持，否則就會亂了套，美術館的權威性和學術品質也會隨之喪失。

其實很多事，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去改變、去說通的。慢慢地向公眾、向社會，包括向領導去灌輸和交流，去改變他們的想法，讓他們認同于美術館文化品位第一這樣的準則。如果領導怎么說，我們就怎么做，我們就變成了領導的工具，跟著領導的指揮棒轉，這樣的美術館是很難有所作為的。領導善于宏觀的管理和決策，但不一定對美術館的具體業(yè)務和具體的實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堅持美術館的學術作為和社會文化責任，是美術館館長需要認真把握的。

最近我給文化部第一期全國美術館館長培訓班上課，題目是“美術館作為一個有機體”，談的就是美術館如何成為一個有獨立運作能力，包括學術能力、藝術定位及堅持、資金運作能力及接受社會公眾檢驗的文化機構問題。

美術館向政府要錢是應該的，政府給錢也是應該的，但是美術館不能老是以可憐巴巴心態(tài)來等待政府的錢而才能干活。我在廣東美術館，從來沒有等政府給過我錢我才做事，而是按美術館的發(fā)展目標和應該的作為來安排計劃和推動工作。廣州三年展幾屆下來，沒有一屆在開幕之前政府給過我錢，唯一一次是在展覽開幕后接近閉幕的時候，上面給了一點補助。因此，國際和社會上稱“廣州三年展”是“江湖”的，正是這樣的“民間立場”和獨立的學術立場，使廣州三年展成為了學界稱贊、民間支持、公眾認可的文化項目。我一直是一邊籌錢一邊將事情做出來。我認為，一個有獨立品格的美術館應該學會向社會要錢，同時接受社會的監(jiān)督和檢驗，獨立地昂起頭來做事。

記者：能談一下您當年做展覽時，是如何審查作品的嗎?

王璜生：這種經歷很多。當代藝術作品的批判性題旨，使它總是或多或少會與現行的政治口徑相出入。但是，并不是說當代藝術就一定要與一種審查制度相對抗，它的批判精神和介入姿態(tài)也并不一定就是對抗性的。作為館長，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力、分寸感和文化堅持。其實有許多方法可以避免這種沖突。尊重藝術家的個人立場，是一條原則，通過與相關審查部門交流，讓他們理解作品的涵義，獲得他們的支持。當代藝術有它的精神維度，這是它的精髓所在，應該受到尊重。我認為，廣東有關部門對展覽的審查還是非常寬松的，正因為有這種寬松包容，廣東美術館那些年才有可能頻頻推出一系列的主題多元的當代藝術展。

記者：一個區(qū)域的美術館應該在當地起到怎樣的作用?

王璜生：我一直堅持認為，一個區(qū)域的美術館博物館，是這個區(qū)域的文化標桿。人家一談到這個省這個地區(qū)，美術館做了什么活動，有什么展覽，或者收藏什么藝術品。它其實是代表了這個區(qū)域的一種文化高度。一談起廣東藝術和文化，就會想起廣東美術館曾經做了什么，在國際國內有什么影響等。廣東美術館在林抗生館長和我任館長期間在國際國內很有影響，并走上規(guī)范化運作正軌，這是我最引為自豪的。

現在大家都非常重視美術館或博物館為公眾服務，這是非常應該的，關鍵是我們拿什么給公眾服務。應該拿標桿式的文化為公眾服務，而不是拿庸俗的東西去迎合觀眾的某種愛好。這是我一直堅持的。我認為美術館應該走兩頭，一頭就是要不斷生產高水準、高品質的文化知識成果，另一頭是用高品質的文化養(yǎng)份、用最普及的方式，讓公眾耳濡目染，為社會提供豐富的精神源泉，這才是美術館應該做的。

記者：廣東這兩三年來，有沒有什么比較重要的藝術活動或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值得公眾關注?

王璜生：這兩三年來，廣東有一個讓人欣慰的現象，就是有幾個民間機構在逐漸成形，像“時代美術館”、“53美術館”等。時代美術館從團隊的建立、美術館品質的定位、展覽的學術追求到公共教育活動，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做得非常有特色。他們的團隊多是高學歷甚至有國外經歷的年輕人，他們與國內、國際美術館交流頻繁，視野開闊，起點較高。他們近年來推出的展覽，都有相當高的質量，顯示了他們不一般的抱負和能力。53美術館則以雜志帶動展覽和國際交流。多年前，他們接手了《畫廊》雜志，把這份雜志辦得有聲有色。廣東現在非常缺乏的就是一本像樣的美術雜志，有《畫廊》雜志這樣有抱負、有追求、向國際化刊物看齊的刊物，真是非常難得。

記者：曾有評論稱贊廣東美術館是國內最好的美術館之一，您覺得這兩三年來廣東美術館還配不配得上這個稱號呢?

王璜生：這個問題，我不好回答。前年文化部的全國重點美術館評估專家組到廣東美術館考察，在現場就給我電話，說廣東美術館的典藏工作和資料檔案工作做得非常規(guī)范和到位，后來還決定將文化部的全國美術館典藏培訓班放在廣東美術館進行，他們說這是我當年抓美術館規(guī)范化建設的重大成果。我想，一個文化機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文化理想和精神品質，要守護著一種獨立精神和文化正氣、要堅持、遵從和完善美術館的規(guī)范化。這樣，中國的美術館才可能一步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