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美國舉辦了一場名為“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型巡展，至今仍在進行之中。該展堪稱迄今為止最徹底地再現(xiàn)了1946年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一場為意識形態(tài)而戰(zhàn)的藝術展覽?！八囆g”與“外交”，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于是有了交集。這不由讓人發(fā)問，“藝術”之于美國外交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而“外交”之于美國藝術又有怎樣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當代藝術——特別是對外輸出的當代藝術，絕不是純粹的藝術，而是和意識形態(tài)、美國的國家利益緊密相連的“外交手段”，其中各種觀念藝術的沖擊力尤為強大。其徹底顛覆傳統(tǒng)藝術的理念，將傳統(tǒng)歐洲的藝術技法、審美都劃歸過時，旨在揚長避短另立跑道，另起爐灶， 利用美國在戰(zhàn)后的觀念優(yōu)勢——民主、自由、反戰(zhàn)、消費娛樂、女權主義、種族主義等，將一切與此有關的活動定義為藝術，從而快速樹立起美國在世界上的文化藝術權威地位。這正如一名小學生與劉翔比賽，但比的不是跨欄，而是如何瀟灑地從欄下鉆過。
不可否認，藝術離不開觀念，古往今來藝術家們通過藝術創(chuàng)作也往往是為了表達一定的觀念和感受，然而，離開藝術的“觀念”那還能叫藝術嗎？但可悲的是這些東西往往被粉飾為“觀念藝術”，如皇帝的新衣招搖過市。這么說并不是要全盤否定“觀念藝術”，這其中確實有將當代觀念與藝術有機結合的優(yōu)秀藝術家，如美國的勞申伯格等。但更多的卻是以次充好之作，特別是 當藝術參入了意識形態(tài)的成分，當藝術成為了資本的淘金地，其“含金量”可想而知，那些借勢炒高的藝術品有多少是真正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對于美國以外的當紅藝術家更是如此，他們所創(chuàng)下的一筆筆天價究竟是因其藝術創(chuàng)作本身而走紅？還是因其背后順應的美國價值觀而被捧紅？抑或是其商業(yè)利用價值更高？
有意思的是，盡管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藝術形象是頗具反叛觀念的，但美國國內的藝術生態(tài)倒是十分多元，雖然裝置、觀念、抽象表現(xiàn)主義頗受歡迎，但具象寫實的懷斯也同樣有著崇高的藝術地位。 當代新寫實主義畫家安德魯·懷斯是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15歲開始學畫，20歲舉辦個人畫展，先后被三屆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里根、小布什分別授予“總統(tǒng)自由勛章”、“金質總統(tǒng)勛章”和“國會金質章”。而最近在美國謝爾本博物館舉辦的一場展覽更是將安德魯·懷斯的作品與其父親和兒子的畫作并置，展現(xiàn)了“三代懷斯”的獨特藝術視野。由此看來，美國人也并非那么叛逆。早有人說過，美國國內其實相當傳統(tǒng)。
2007年，小布什向安德魯·懷斯頒發(fā)國家藝術勛章，盡管美國對外大力推廣當代藝術，但是其國內藝術界地位最高的卻是“過時”的寫實主義藝術，因此安德魯·懷斯被稱作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陳丹青說：“歐洲的藝術沒落了”。一點不錯，就法國而言，無論是在曾經(jīng)的世界藝術中心巴黎，還是在藝術之鄉(xiāng)巴比松，在那些依舊充滿著人文氣息的古老建筑里開了無數(shù)當代畫廊，但里面的作品卻大多是號稱“當代”的商品畫，尷尬地掛在那里，既丟了自己的老本，卻也沒有被時興的“觀念”所接納，逛著著實讓人大失所望。歐洲人迷茫了，而美國卻華麗地轉身為“‘文明’和歐洲藝術的偉大保護人”。
也有人將美國藝術的成功歸因于戰(zhàn)后美國綜合國力的強大，以及基于此的“軟實力”。首次提出“軟實力”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就是吸引力”。然而吸引力并不代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被動等待，相反，文化營銷、商業(yè)運作、政策扶持等都是增強“吸引力”的有力手段。應該說，美國的文化外交政策相當成功，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其遵循的正是“看似”無為而治的準則。
美國文化外交的一大特點就是沒有所謂“文化部”，政府行為十分隱蔽，主要依靠成功調動社會各個環(huán)節(jié)的主觀能動性，如鼓勵基金會運作模式等，去向外推廣美國的文化藝術和價值觀，而政府只是聰明地隱身幕后，關鍵的時候撐上一把。 免稅、政策扶持，抑或在外交上通過各種政治經(jīng)濟手段換取國外的市場準入等等都是有效的常用手段。如此，既能對外避免“政治宣傳”的嫌疑，又能對內免去“政府干預藝術自由”、“政府濫用納稅人錢”的惡名。此外還能真正使得美國國內藝術得到自由發(fā)展，鼓勵國內資本向文化藝術事業(yè)流動，去發(fā)現(xiàn)人才，幫助美國國內優(yōu)秀的藝術家脫引而出，達到經(jīng)濟文化雙豐收的目的，形成有機的良性循環(huán)，從而最大化地實現(xiàn)美國的國家利益。當然在美國國內，有關政府是否應該參與藝術的爭論、甚至爭吵其實也時有發(fā)生，但這非但絲毫不妨礙美國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局，反而好比小感冒，鍛煉了這個機制的免疫力，促使其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fā)展。
對美國人而言，盡管他們對現(xiàn)行的政策很可能還有這樣那樣的不滿，充滿著辯論的激情，但他們依舊有理由為這樣的機制安排感到驕傲。 而對于國人來講，我們是不是應該警醒，莫要給一個個所謂當代藝術拍賣“天價”沖昏了頭腦，莫要給別人作了嫁衣，還因此沾沾自喜。 從另一個角度講，面對美國如此成功的文化藝術外交，我們是否應該誠懇反省，虛心借鑒點什么？
被中斷的1946藝術“展”
“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這一展覽堪稱迄今為止最徹底地再現(xiàn)了1946年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一場為意識形態(tài)而戰(zhàn)的藝術展覽——該展卻終因民眾和國會的強烈反對而被迫中止。英國的《藝術新聞報》（The Art Newspaper）對此作了深入報道。而通過這一有著冷戰(zhàn)背景的展覽，或許也可以看到中國當代藝術發(fā)展的淵源所在 。
正在“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展上展示的瑞弗里奇作品《會議結束》
“二戰(zhàn)“后，隨著美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提升，美國的媒體、快餐、可口可樂、搖滾樂、好萊塢電影、觀念藝術等“軟實力”在全世界范圍內也彰顯出空前的影響力。軟實力主要靠的是“吸引力”，卻也不能忽略市場營銷以及美國政府文化政策的巨大作用。美國政府的藝術管理主要遵從兩個脈絡，一是通過稅收減免等手段對藝術進行間接資助，積極鼓勵慈善機構、私人企業(yè)和個人支持文化藝術，另一種則是政府的直接資助行為。就后者而言，從傳統(tǒng)的小政府、自由經(jīng)濟到羅斯福新政后的國家干預，美國政府對藝術文化的介入有了根本轉變。 1938年“文化外交”首次進入美國國務院，而為此定下的最高原則是“避免任何政治宣傳的痕跡”。
隨著冷戰(zhàn)的發(fā)展，20世紀60年代初，美蘇之間的爭斗將世界帶入了核戰(zhàn)爭的邊緣，肯尼迪時期的藝術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外交政策緊密相連，國會許多成員，包括肯尼迪自身在內，都認為藝術將會是一個為美國贏得世界支持的有力武器。1962年肯尼迪任命赫克舍（August Heckscher II）擔任總統(tǒng)藝術顧問時，赫克舍說：“如果美國要想成為世界名副其實的領導，對美國生活這一部分也就是現(xiàn)代藝術絕不能忽視，或者至少應與美國社會的其他方面一視同仁 ”。而1965年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建立成為了美國藝術政策轉向的又一個分水嶺。在這個過程中，紐約也逐漸取代巴黎，成為世界矚目的藝術中心。
不過如果細看美國國內，由于美利堅的政治制度，人們關于藝術政策的態(tài)度向來不是鐵板一塊，贊成與反對政府介入藝術管理領域的爭辯其實一直存在。關于藝術自由、是否該為藝術使用納稅人的錢等問題始終是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