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林

上月我同鮑加先生從皖南宏村回合肥的路上，我一邊開車，一邊同他談起去年安徽版畫在巴黎展覽朱德群參加開幕式的事。

我問，朱德群是世界級藝術大師，八十幾的高齡，且住在巴黎遠郊，怎么會趕來參加開幕式呢？鮑加說：“那是因為我給他寫了封信，我的邀請他不會推辭。”我再問為什么，便引起他講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打開國門，藝術家們紛紛出國學習、參觀、交流，鮑加也是當時的藝術家之一。他到了巴黎，并去拜見了安徽同鄉(xiāng)朱德群。朱德群對家鄉(xiāng)來訪的客人不冷不熱，令鮑加很是意外。

忽然有一天，朱德群請鮑加去自己家吃飯，但仍然是在不冷不熱的氣氛中。朱德群談起多年未見的在家鄉(xiāng)淮北勞改農場服刑的哥哥，并委托鮑加回國后前去看望。

鮑加是省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省政協(xié)委員，自信能為朱德群的哥哥做點什么。他回合肥后第三天就去了朱德群哥哥所在的勞改農場。那是個破爛不堪的地方，所住屋子跟牛棚沒有兩樣。朱德群的哥哥已被改造得很蒼老很麻木。問他什么時候進的勞改農場，他說一九五六年。問他被判幾年刑，他說判九年。問他為什么在勞改農場里服刑二十幾年，他說沒有人放他出去，他不敢走。問他因何罪判刑，他說，因為他弟弟朱德群在海外的問題。

何等荒唐！弟弟在海外成為世界級藝術大師，而哥哥因此被判九年的刑期。這因弟服刑的哥哥竟被人們遺忘，被遺忘在一個勞改農場二十幾年。

我的堂哥同朱德群哥哥的遭遇何等相似。一九五九年不知什么原因被拘留了幾天，回到隊里以后治安主任就把他當作管制分子對待。一年不知挨整多少次，也不知被派多少義務工。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弄清他什么問題也沒有，更沒判什么管制。他竟然被管制了近二十年！

所幸的是，在鮑加的努力下，朱德群的哥哥迅速得到甄別，恢復自由，安排了工作。

我堂哥在兄弟們的努力下被平了反，做了自由人。

同那些因冤屈死在勞改農場和管制下的人相比，朱德群的哥哥和我的哥哥還算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