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映丹青，墨染春秋，中華書局和上海美專百年同行、并世齊輝，一個世紀間，這兩個名字早已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符號，在中國美術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成為近代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過的一頁，也是上海這座城市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啟和推動著中國美育的啟蒙和進程。

1912年元月，在上海，“中華書局”應運而生。同年11月，《上海圖畫美術院宣言》在《申報》上發(fā)表，昭告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美術學校的誕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華書局和上海美專如今同步百年華誕。中華書局，不僅凝聚了一大批懷抱共同理想的學界大家和藝文泰斗，更將劉海粟、徐悲鴻、李苦禪、錢松喦、關山月、張伯駒等藝林巨擘的書畫匯聚一堂，為上海灘平添幾多文化藝術霞光，使上海這座工商業(yè)發(fā)達的城市，同時文化變革思潮涌動，迅速成為中國近代文化藝術中心與新聞出版重鎮(zhèn)。

一、書業(yè)與教育互為表里

陸費逵，重視教育和出版事業(yè)，其為時人所知，起先并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見解獨到、說理透徹而又平實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張。1905年他發(fā)表的《論設字母學堂》、《論日本廢棄漢字》，是我國改良文字、統(tǒng)一語音運動的先聲。1908年秋，陸費逵應商務印書館之聘，任國文部編輯;次年春任出版部長、交通部長兼師范主任。時與蔡元培等過從甚密，教育主張頗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傳播新學為己任。l909年2月，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教育雜志》(月刊)，請他擔任主編。他以《教育雜志》為陣地，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普通教育當采俗體字》，被后人稱為漢字簡化運動的開場鑼鼓。陸費逵曾被人形容為“見事明、處事敏”，并自稱“好言教育，尤好談學制”，舉凡學校制度、教育行政、學校行政、課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見解。他是提出取消“讀經”課程的第一人，也是“為小學生減負”的大力倡導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縮短在學年限、減少授課時間、初小男女同學等等，對民國初建時教育方面的興革，影響至深。三年后，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修訂新政權課程，很大程度采納了陸費逵的意見。

1911年秋，27歲的陸費逵籌備創(chuàng)設中華書局，中華書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書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标戀M逵提出了“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個口號，出版發(fā)行中小學適用的《新編中華教科書》，先后發(fā)行小學課本44種，初中及師范課本27種，體例新穎，順應潮流，幾乎獨占市場，達到“日間訂出，未晚即罄，架上恒無隔宿之書，各省函電交促，未有以應”的境況。民國初年，借著幾乎獨占了中小學教科書市場的東風，中華書局迅速擴張，不僅在教科書市場繼續(xù)攻城掠地，并憑著對時局的把握，開始大量出版?zhèn)鞑ブ形鞣轿幕臅c雜志。這既滿足了當時教育改革的需要，也為中華書局日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1913年，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陸費逵出任局長。同年，參與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tǒng)一會，致力于推行國語注音字母及國語統(tǒng)一運動，并以中華書局為推行機構，編輯、出版國語、國音讀物。自1917年始，陸費逵擬定了出版教育叢書的計劃。到1945年，出版物共計60多種，涵蓋成人教育的各個方面。同時，針對“國民教育”的啟蒙，逐漸創(chuàng)刊八種雜志。其中1915年1月創(chuàng)刊的《大中華》，由梁啟超主編。1934年創(chuàng)辦的《新中華》，第一期發(fā)行即過萬，巴金、郁達夫、傅雷、豐子愷、楊憲益等人均為當時作者，從而與知識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中華書局與學者文人的關系是良好互利的。中華書局對作者的版稅從不拖欠，對作者的約稿恪守信用，約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說明理由并支付相當?shù)母宄辏髡呓柚Ц宄旮浅Ｓ兄?。作為委身書業(yè)的知識分子，亦將中華書局當作教育機構，在貫穿智民之夢的同時兼顧安身立命。中華書局跟文人學者的互動，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態(tài)。

陸費逵曾言“社會之盛衰，國家之存亡，國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賴”。并多次強調，作者和出版家都應對國家、社會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也正是基于這種理念，陸費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責任之重大，他在《書業(yè)商之修養(yǎng)》一文中寫道：“書業(yè)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們當刊行一種書的時候，心地必須純潔，思想必須高尚，然后才可以將最有價值的結晶品，貢獻于世;否則，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責罰” 。他自己不論是任主筆或做主編，筆底波瀾，言論每每不同凡響。

1924年，38歲的陸費逵寫下了“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yè)進步。我們書業(yè)雖然是較小的行業(yè)，但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yè)為大” 的感言。作為中華書局的創(chuàng)始人，陸費逵自19歲投身書業(yè)，并自許書業(yè)為終身職業(yè)，從此沒有離開過中華書局，畢生盡瘁于此?！皶鴺I(yè)與教育互為表里，今日發(fā)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辦實業(yè)的姿態(tài)，踐行“開啟民智”的宗旨和主張，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文化史上，寫就一篇皇皇“華國大文章”。

“印刷原為美術師，我來草昧未開時。椎輪大輅溯經歷，進步于今不算遲?！?924年上海書業(yè)商會二十周年紀念會時，陸費逵已成為書業(yè)商會副會長。1932年陸費逵撰文道：“上海書業(yè)公會會員共四十余家，資本總額九百余萬元，其中商務印書館五百萬元，中華書局二百萬元，世界書局七十萬元，大東書局三十萬元，此外都是一二十萬元以下的了?！薄叭珖弥炭茣?，商務供給十六，中華供給十三，近年世界書局教科書亦占一部分?！薄吧虅?、中華兩家印刷較前大為進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寫版……以及種種印法，或為從前所未有，或為從前所未精，現(xiàn)在頗有觀止之嘆。”

1936年，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達到空前絕后的最高峰，出書種數(shù)1118，冊數(shù)2279，中華書局員工已有5000人。中華書局達至全盛時期，陸費逵聲譽日隆，1936年6月重任為上海書業(yè)同業(yè)公會主席，成為全國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華書局“擴充資本，一次增足為400萬元”，年營業(yè)額約為1000萬元，全國各地分局四十余處，從20世紀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華書局的營業(yè)額中，一大半來自于印刷業(yè)務。中華書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輔佐教育。

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出書達5800余種，作者數(shù)以千計，其中不少人在各學科領域獨當一面或頗有建樹，卓然成家。犖犖大者有梁啟超、馬君武、謝無量、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鄭振鐸、巴金、劉海粟、徐悲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