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學為國之不祥;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悅學，而卜原氏之亡。今舉天下之人而不悅學，幾何不胥人人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王國維《教育小言十則》
近日從藝術網站上讀到路易斯?加姆尼則談藝術教育的文章——《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藝術教育?》。路易斯?加姆尼則從美國埃默里大學將關閉其視覺藝術系一事談起：自九月起，埃默里大學將關閉其視覺藝術系。系主任羅賓·福爾曼(Robin Forman )寫了一封標注日期為2012年9月14日的信將該消息告知全系。通過一則2014年3月的藝術和教育公告，該消息在臉書(facebook)上變得熱門。我不清楚這期間的兩年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但削減系所的效果遠未達到。[1]
無論出于何種理由(“財政上難以承受”、“學術上的決策”、“邁向誠實的一步”、“對市場狀況的敏銳觀察”)關閉視覺藝術系，埃默里大學的這一舉動都發(fā)人深省。“除了視覺藝術系，他們還計劃削減教育研究系、新聞系和體育系。另外，西班牙的研究所課程、經濟學和文學院的錄取也將暫停。據福爾曼說，這些決定對埃默里大學維持它的全國杰出自由大學之一的地位來說是必要的。或許更重要的是，學科削減和再分配將有助于培養(yǎng)出本世紀的領導人。”[2]
路易斯?加姆尼則接著寫道：“我并不深信藝術系或藝術學院。也許埃默里的例子是檢查他們的關聯性的好機會。埃默里的決定是預示了美國學術界的未來，還是僅是一次短暫的熱潮，這還不清楚。不管怎樣，埃默里的這些發(fā)展引發(fā)了關鍵問題：藝術學院實現了哪些功能?我們真的需要它們嗎?在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我曾把藝術機構教育稱作欺詐。執(zhí)教35年，我大概教過五千個學生，是他們保證了我的工資。可能他們中的500個希望能夠在畫廊巡展中獲得成功，這500個中的20個或許能真的成功。那意味著剩下的480個學生希望靠教育為生。那么反過來，他們中的每一位又將要5000個學生來保證他們的工資。僅是一代人，所需要的學生就會增加到兩百四十萬人，這只是考慮我一個人的學生而已。難怪這個系統即將崩潰。在《什么是當代藝術?》雜志中，基于美術碩士學位不保證就業(yè)的事實，安東·維多克用‘非法傳銷’這一術語來描述藝術教育系統。”[3]
路易斯?加姆尼則的思考著實發(fā)人深思。中國的藝術教育會不會崩潰?我想崩潰的風險是存在的。當然，作為從事藝術教育的一名教師，絕不可以僅僅出于一己私利(擔心自己失業(yè))而拒斥討論、反思、反省藝術教育。中國的教育是不令人滿意的，而在不令人滿意的教育中藝術教育堪稱之最，這逐漸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現在，中國的藝術教育是一個“特例”。
路易斯?加姆尼則認為藝術或許從未融入教育：
為什么藝術要和其它學科混在一起呢?埃默里的決定把藝術當成一小薄片，使它再也不能融入到教育這塊餡餅中。但或許藝術從未融入教育中。提供一個需花費25億美元而經濟收益卻可疑的學位有什么意義嗎?過去當學生找我注冊視覺藝術專業(yè)時，我對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總是：“究竟是什么讓你們這么做?”然而接下來的對話常使我覺得自己不該成為一位藝術家，而該成為一位精神病醫(yī)生。[4]
他的意思我想是，盡管當前全球各地藝校林立，藝術教育卻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突破)，藝校的教育越來越滿足不了社會發(fā)展的需求。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藝術教育尤為典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藝校以超出人想象的速度增多，伴隨著藝校的增多、擴張、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通常被視作“文化劣等生”)涌入藝校。但藝校和藝校學生人數的增多顯現的并非藝術教育或藝術的繁榮。恰恰相反，其顯現出藝術教育的危機。我曾在《藝術概論》的課堂上做過一個簡單的調查，調查的問題是“為什么學藝術?”學生的回答(告訴我的答案)五花八門：“被父母逼的”、“為了升學(考大學)”、“喜歡畫畫”……其中，“被父母逼的”、“為了升學(考大學)”是絕大部分“藝考生”的答案，“喜歡畫畫”(對藝術感興趣)的學生屈指可數，當然還有其它的答案。這就是我們(藝術教育者)所面對的現實。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藝校的領導和教師能做什么?
教育部應該對中國教育的未來負責，這點毋容置疑。然而，至今，面對教育(尤其是藝術教育)，教育部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改革指導思想，因為中國的教育尚未“潰爛”到能“逼迫”教育部制訂實質性的改革措施的地步。而作為“特例”的藝術教育，似乎在近些年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視。2011年，教育部發(fā)出通告，2012年以后入學的藝術類本科學生，將不用再拿文學學士學位，他們將被授予藝術學士學位。這便是說，藝術學成為繼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yī)學、軍事學、管理學之后的第13大學科門類。長期以來，藝術學隸屬文學門類，與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并列為一級學科。獨立后的藝術學具體下設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5個一級學科。而美術學與設計學通常是美術學院并列的兩大學科。這一決策是必要的，但其遠未滿足人們對藝術教育改革的期望。當然，教育部的另一決策是需要引起藝校和民眾重視的——擴大藝術專業(yè)碩士的招生比例、壓縮(減少)學術碩士的招生比例(比重)。這一決策似乎回應了部分人“英語考試扼殺天才的指責”(因為專業(yè)碩士對文化課的要求降低)，同時也回應了“藝校培養(yǎng)出的學生不能適應社會、越來越多藝校畢業(yè)生失業(yè)的批評”(藝校應該培養(yǎng)更多適應并服務社會的“人才”，而不是向社會輸送越來越多的“遁世者”、“厭世狂”和“對抗狂”)，貌似是“一箭雙雕”的偉大決策。然而，只要稍加思考，我們就會發(fā)現問題：我們的決策部門一直在助長“分裂”(工匠、技師與知識分子、教師的相互鄙視、對立)。在我看來這違背了教育的終極目標。教育不應該指向培養(yǎng)“工具”，而應致力于“人生的完滿”——幫助受教育者實現人生理想。
中國已邁入“市場經濟時代”。面對一系列新出現的問題，“計劃經濟”的老思維已不合時宜。具體來講，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主要作用、占據主導地位，政府則應做好監(jiān)管工作。旗幟是重要的，“旗幟就是方向”，教育改革的旗幟應該由教育部豎立。但政府、教育部所給出的類似總綱的改革方案、政策比較抽象。我們不能將政府、教育部制訂的改革方案、政策當做“政令”來理解。這不光是說政府、教育部給出的改革方案、政策不一定是完美的(政府、教育部的總體改革方案、政策應該接受社會的廣泛討論和實踐的檢驗——包括接受民間思想家及普通民眾的質疑等)，而且是說改革方案、政策的制訂應該充分尊重改革對象的特質、條件等。這時，藝校的校長、院長需要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擔起擔子)，根據藝校自身的實際情況制訂具體的改良戰(zhàn)略。包括硬件設施的優(yōu)化、師資結構的優(yōu)化、生源素質的優(yōu)化、公共關系的優(yōu)化，等等。我不贊成關閉美術學院，尤其是綜合性大學的美術學院，因為中國人的總體受教育水平還沒有提升到那種需要關閉學校的程度。對于藝術教育更是，中國的藝術教育比起普通的教育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形勢——嚴峻的形勢并非指“關閉的風險”，而是指審美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仍然是陌生事物。這在我看來是綜合性大學美術系(學院)的機會。
長久以來，許多人在爭論：美術學院到底應該培養(yǎng)“藝術家”還是培養(yǎng)“藝術教師”(美育者)，一些人甚至持截然相反的觀點。在我看來，美術學院既可以培養(yǎng)“藝術家”也可以培養(yǎng)“藝術教師”(美育者)。不同的美術學院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做出總體戰(zhàn)略規(guī)劃。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對于社會來講，專門的美術學院有培養(yǎng)“藝術家”的責任，與之相應，師范類大學的美術學院有培養(yǎng)“藝術教師”(美育者)的責任，而其它大學的美術學院有提升學生人文素養(yǎng)的責任。當然，即便美術學院既可以培養(yǎng)藝術家又可以培養(yǎng)藝術教師，也可以對學生提升人文素養(yǎng)有所幫助，其依然面臨著“被迫關閉”的風險，因為這個社會根本容不下足夠多的藝術家和藝術教師。何況審美是主體自覺的活動，與藝術家和藝術教師無關。
最后談一談教育家(偉大的教師)。教育家應該(理所當然)是教育改革的主力軍。但是，頗為諷刺的是，中國的學校多官僚和生意人而缺教育家。學校的“行政化”在人們的反對聲中越來越嚴重，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教師能做些什么呢?教師在如今的學校已被徹底邊緣化了。而教師的邊緣化不僅僅因為學校的行政化越來越嚴重，還包括教師自身的墮落、學生求知欲的普遍下降等。我曾有一次在課堂上無奈地對學生講：“現在，老師精心準備的一堂課對你們的影響遠不及一部韓劇對你們的影響。”現在大學的“公司化”、“企業(yè)化”管理正在進一步削弱著教師在學校的地位和作用。或許，在將來的某一天，中國的學校也會像公司、企業(yè)一樣再也不需要樂于教育(改變)他人的“教師”了，而只需要“員工”，而教師終有一天會成為得不到《勞動法》保護的打工仔、教育民工。誰應為中國的教育負責?政府、教育部、校長(院長)、教師、學生……恐怕人人有份。
總之，沒有最理想的(藝術)教育，只有更好的(藝術)教育，(藝術)教育的改良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解決，逐步改善。(藝術)教育的改革對于決策層是一個系統工程，對于教師、學生則是需要其積極參與的。即是說，教育的改良需要集思廣益，其并不只與決策者(政府、教育部)有關，也并非只是決策者(政府、教育部)的責任，而需要管理者、教育家、學生共同努力。而前提是要有作為的政府、教育家、學生。倘若大家依然破罐子破摔，那(藝術)教育的改良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