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美盲

吳冠中現(xiàn)在憤怒的情緒還很多。他記得有個作品叫《天光化日提燈覓人》，寫的是一個哲學家的故事。白天提個燈滿街找，人問“找什么呀”，他說“我找人啊”，意思是說人都是虛偽的。

《新周刊》：你提到美盲的問題，我還想與你探討一下。

吳冠中：知識與文化沒有直接關系，我在農村遇到的都是農民，畫的都是莊稼地。住在老鄉(xiāng)家里，畫完之后就擱在老鄉(xiāng)門口墻上，大娘大嫂都來看畫，我那個時候的畫是具象的，能看出來是什么東西，這是首要的。但是我在里面進行了美的加工，是重新組合過的。有一次題材是高粱，我畫得很不好，心里很別扭，拿到老鄉(xiāng)門口，老鄉(xiāng)一看，說“很像”，但是我覺得我欺騙了他們，我畫得不好。

另外一次，我覺得畫得很滿意，達到了我想象中的效果，老鄉(xiāng)一看，就說“很美呀”，而沒有說“很像”，這個區(qū)別很明顯了。不美的他會覺得“很像”，他們沒有文化，不懂啊，但他能感覺到美，他們不是美盲。相反有些高級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專長，但是美丑不是很清楚，我有親戚是高級醫(yī)生，但你到他家里一看，陳設的工藝品啊，很丑！

美是需要熏陶的，我們這方面的熏陶少，所以美盲就多。朱光潛講美學，并不能提高大家的審美，必須要博物館和各方面環(huán)境的熏陶。在國外，博物館很多，學生經常到博物館里去上課，他們的審美水平毫無疑問比我們要高。

《新周刊》：你說過一個作品的好壞一是看它情感的真?zhèn)?，另一個是情感的素質。

吳冠中：虛張聲勢、裝腔作勢的不是好作品，你能看出它是真情還是假意，還是“鬼畫桃符”。梵高的畫，比如《向日葵》，他畫的向日葵為什么不同，完全是激情在里面，那個激情不是學來的。在我看來，他的向日葵是很多肖像，一群頭像，他畫的任何東西都不是物，是他的情在里面。

國家不應養(yǎng)畫家

《新周刊》：你的畫以前是放在田間地頭，現(xiàn)在是放在畫廊里，這之間似乎有某種聯(lián)系。

吳冠中：我在法國看到蒙馬特高地那些畫家的命運，現(xiàn)在老了，看到中國經濟好起來，窮畫家也都起來了，尤其是一批進不了體制的畫家。我的立場是，國家不需要花錢去養(yǎng)畫家，從美國到俄羅斯，全世界沒有養(yǎng)畫家的，我們花那么多錢來養(yǎng)畫家，養(yǎng)出來還可以，要是養(yǎng)不出來呢？

《新周刊》：可你也享受著這樣的待遇?。?/p>

吳冠中：我是靠教書生活的。過去的畫家都是有別的工作，藝術本身沒有職業(yè)，詩人沒有職業(yè)，社會不需要詩人。藝術是苦難，它要掉眼淚。悲劇往往是想哭沒有哭出來，看了以后，感覺都哭出來了，所以魯迅說過，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藝術往往是你內心的沖動，使你不得不走這個路，不是從小就上少年宮培養(yǎng)出來的。小孩子一般都喜歡這些，但不要以為這樣就都是天才了。

《新周刊》：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我年輕時不敢做一個激進派，怕老年時變成一個保守派”，我感覺你老了反而更激進了？

吳冠中：是這樣的。這種激情迸發(fā)更多的是一種天性，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說真話最深的感受來自魯迅的教育，一輩子的魯迅情結。中國沒有魯迅，這個國家骨頭要軟得多。所以我講過很狂的話，齊白石是大畫家，我說過“一百個齊白石抵不過一個魯迅”，當然不好比，但我覺得齊白石少幾個對于這個國家關系不是很大，但沒有魯迅，這個民族的心態(tài)就不行。

《新周刊》：我對《吳帶當風》一書里的《溫馨何處》一文印象深刻，“如再賜我一生，仍選了這苦難的藝術生涯，我不該結婚，貽誤別人的溫馨”，你認為藝術必定是苦難和孤獨的？

吳冠中：這個是很矛盾的，比方說我的老伴，我們感情很好，后來我在藝術里走遠了，她就不理解了，比如我畫了一張畫，當時很高興，第一個觀眾是她，叫她來，她可能正在忙別的事。夫妻之間關系是很好的，但不是知音，基本上都這樣。

坐在吳冠中身旁的老伴聽我們聊。提議吳冠中和老伴合個影，吳冠中牽著老伴的手說：“在我眼中，她現(xiàn)在就像個娃娃一樣?！眳枪谥性凇恫∑蕖芬晃睦飳懙剑骸叭吮乩希瑳]有追求和思考者，更易老，老了更是無邊的苦惱，上帝撒下拯救苦惱的種子吧，比方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