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造船廠布上油畫-66.3×91cm-1961年

文/凡子

在智慧上，我們成年人永遠在追求著一種它的更高級形式，即照著最老辣的理性，向著思維的極限往山頂攀登。

人類的進化發(fā)展也依循相同的邏輯，要一步一步甩掉野蠻，走向文明。

無論是整體的人類還是單獨的個人，因為一直向前，形成思維定勢，只愿順著一條道路翻山越嶺走向未來，不分心，不旁顧，更不回頭瞅一瞅。

有天半路相遇那并不為智慧滯著、錯向行進的人，便忍不住要為他驚呼，生怕他走錯了方向。

而在個人性情上，因為要長大，人的成熟仿佛也總是以逐漸失去童真為代價。一個人在社會關系中總是思無邪，知白天而不曉黑夜，唯見人的善卻不防人的惡，論大道至簡卻不知個中實則機巧精密，難免不讓人憂心忡忡。

而繪畫上呢，如果一個人棄成熟而拾稚拙，棄準確造型而只筆抒其意，我們日積月累的經(jīng)驗似乎又遇上了難題，訓練有素的眼睛不知從哪里看起，千言萬語更不知從何說起。

這里的問題在于，智慧的成熟有它單一的最高級形式嗎，如果智慧并沒有一種預設的方向，那錯向而行可不可以被理解為是另一種別開生面的前進？

而一個人性情上的天真，是那樣一種赤誠的好，對人世有永不厭倦的熱忱與好奇心，以美揣物，以善待人，如孩童一樣信任世界，那樣卓然的勇氣，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而在繪畫上，看似笨相的一種拙氣，卻是最成熟地掌握了西洋油畫的人，似微醉般的下筆，筆筆要忘卻過往已得的規(guī)則與定律，畫出人在世上自在的天然樣，那是不是也可讓我們意識到，不滯著于任何表現(xiàn)形式也可以有另一番至高境界？

多么慶幸，世間真有這么一個人，這樣一個藝術家，智慧于他幾乎是無為而得，為人的率性天真卻始終未變，筆墨之稚拙直畫到如入無人之境，那整個的生命性情與狀態(tài)，可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自我的一個表率，亦是藝術風格之所以自成一家的一個表率。

上世紀之初出生于廣東番禺的關良（1900-1986），是民國第一代油畫家中極其特別的一位，一身天賦的才華，20世紀40年代即已獲得巨大聲譽，然而對我們今天的后輩來說，卻幾乎算是陌生人。

這或許是他的性情不顯山不露水，想不到要在人間留名，又長期被置于不為重點解讀的畫家行列，我們雖然一路聽著他的名字過來，似乎了解他，卻又真的不熟悉他。

對他有所了解是我們“知其然”以后， 只要陳述到民國美術，該讀的藝術史段落、該提到的群英人物里，都會反復出現(xiàn)他的名字。

我們“不知其所以然”，是無論讀他多少次，“見”他多少次，始終并未深究過他，腦中只有一個隱約的身影，概念化的一個人名，幾幅可以回憶起來的京劇武打水墨人物畫。

很清楚地記得那樣一個印象，對于他的水墨人物，那么簡單的樣子，下意識中有過驚訝的一閃念，想“小孩子的筆法么”，看過即過了。

原來人與人的相逢，是要百轉千回才忽然醒悟到本該早點相識；原來看似簡單的藝術樣式，要經(jīng)過許多年的自我沉淀才會意識到，它好到那樣無形，以至于是失語的。

將這種失語切換成有聲圖像，將靜止的畫面一頁頁翻動起來，畫家關良過往的活潑生命，便在眼前生動地展開了。

最先令我驚奇的是，上世紀之初的廣東青年關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一個藝術青年的出挑模樣真是好神氣的。

年輕時的關良看上去反而不夠天真氣，大約是在剛剛起步追求藝術的道路上，有思索世間真理的嚴肅神態(tài)，眼神沉默，面龐清秀，健康的小麥色皮膚，一副酷酷的樣子。

也正處在暢開胸懷接受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熏陶時刻，所以他大多時西裝革履，氣質洋派，穿著入時瀟灑。

在他早年參加民國革命軍北伐、也就是他27歲的一張照片中，他甚至留過長發(fā)，扎過小辮，穿過緊身跨欄背心，與今天不羈的藝術青年，并無兩樣。

原來這個藝術青年出生之時的環(huán)境，與完全封閉及封建的家庭很有點不同。他3歲起讀私塾，在識字誦讀“之乎者也”之外，已開始喜歡照著洋煙盒上的圖畫繪一繪，描一描。世間最初的色彩之美，是深深嵌入一個孩童的眼眸的。

9歲時關良從私塾轉入廣東的洋學堂南強公學讀書，各樣書籍照學，描繪圖畫的興趣愈加有增無減。他仍然喜愛收集香煙盒子，上面的可愛人物畫像與風景一直充當著他的美術啟蒙老師。略通詩書的父親發(fā)現(xiàn)他的天賦，喜悅有加，不管束他亂寫亂畫，且為他買紙買筆，鼓勵他玩味他的涂鴉興趣。

有個小小的細節(jié)在此應該提到，10來歲時的關良，其繪畫天份已盡為學校與鄰居所知，那時他照模照樣畫出來的人物像，鄰居可當月份牌掛出來。

我想他的父親，正是從這些容易被忽略的細節(jié)上，看到孩子無與倫比的慧質，才一心要改善家庭的財政狀況，用實際行動支持關良早早出國留學。

關良11歲時隨全家搬往南京，是父親反復斟酌后轉農經(jīng)商的一個求生決策，這個決定頗為英明，家境果然由此逐步變得比較富裕，這才有關良出國留學的物質基礎。

由11歲至16歲在南京生活的這段日子，少年關良在入讀英國圣公會的金陵中學繼續(xù)受教育的同時，還時常在入住的會館旁的戲院里聽唱戲。他一生癡迷戲曲、愛好描繪戲劇人物，正是此段時間在心里種下的興趣的種子。

17歲時關良隨家兄東渡日本留學，要去學他想學的“一無用處”的繪畫藝術而不是當時熱門的化學專業(yè)。父親理解他，對此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

關良去日本后，先投身于日本著名畫家藤島武二（1867-1943 )主持的“川端研究所”門下，其后轉入中村不折（1868-1943 )的“太平洋畫會”，專習素描和油畫。

藤島武二與中村不折這兩位日本藝術家都是那個時代的新派人物，曾先后留學法國，所以諸多到日本學美術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與這兩位老師打過交道，既學他們的謙遜人品，也學他們的廣博才識。在繪畫技藝上，中國學生可說是拐了個彎兒，從他們那里學到了西洋油畫的技術與思想。看關良一生所畫的作品，無論是油畫還是水墨，其蔚然大氣的金黃色塊與洗練放達的筆觸，就始終帶著我們熟悉的西方印象畫派與野獸派的味道。

關良在日本潛心學習了5年之后，于22歲的韶光年華畢業(yè)回國，居住于現(xiàn)代氣息濃郁的上海，陸陸續(xù)續(xù)于上海神州女學、上海美專、上海藝大等美術學校執(zhí)教，作了一個才學俊美的年輕教授。

此段時光，對年少早慧的關良來說，確實是非常無憂的，他不僅從國外學得了扎實的繪畫技藝，有了開闊的眼界與美好的風度，回國后且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長學以致用──既致他用，教授學生畫畫；也致己用，每天潛心在畫布前，揮灑他兒時最愛的色彩之美。

與此同時，關良與之往來的圈中的大朋友是吳昌碩、王一亭、郭沫若、郁達夫、田漢這樣的藝術與文化名家，同時也與留日留法的同輩人周勤豪、林風眠、倪貽德、陳抱一、許敦谷等，關系極其密切。這對他深化自己的藝術修養(yǎng)，完整他的天真性情，起到了醇厚的滋養(yǎng)作用。

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關良早期的藝術生命，因為國門的開放、父親的鼎力支持與全心愛護，走得順暢，成型得大氣，越過了多少同齡的人，要直奔他夢想中的繪畫與思想的天堂。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與我們熟知的上海畫家陳抱一一樣，在享受過青年時期的灑脫平順之后，關良成年以后的全部人生歲月，其命運始終被身后更大的國家命運所左右，既親歷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的顛沛流離，又遭遇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那不可抗拒的外患，總讓繪畫之事成為生存夾縫中的點滴行為；那難以置信卻無法回避的內憂，在國家意志與個人尊嚴之間，更是前者掃蕩后者，夾縫里也絕不讓他提一提畫筆。

人生最想畫時不得畫，最能畫時不能畫，一身的才學與充沛的精力要交給無盡的虛空，唯留得一條命在，或如陳抱一那樣連命也無法保全，這大約是那個年代的藝術才俊的共同命運。

只不過即使是這樣一種現(xiàn)實，在夾縫中的短暫的安穩(wěn)時刻，關良還是凝結了精氣神，用好了他的天賦，讓自己的繪畫到達了他所能為之的極致。

事實上，在他一生屈指可數(shù)的幾次重要展覽中，他的繪畫才能總讓人們在心里暗暗稱奇。1924年他曾與陳抱一、許敦谷在“上海寧波同鄉(xiāng)會”舉辦過第一個聯(lián)展，內中掛出他30多幅油畫，筆觸粗放，涂抹淋漓，“似乎毛糙卻極有趣味的表現(xiàn)”讓講究精致寫實的傳統(tǒng)中國水墨人士睜大了驚惑的雙眼，卻讓喜好西方油畫的同行一片聲叫好。而1942年在成都舉辦的個展上亮相出來的戲曲水墨人物畫，紙上功夫悟得之透，用墨自在之高妙，更博得好友郭沫若與眾人的高度贊美。

那么這里似乎有一個驚詫，關良留日學成歸來，擅長的本是充滿現(xiàn)代意識的油畫，偏好的是弗拉芒克、馬蒂斯那樣的野獸派畫家的風格，還有印象派光影穿梭的炫目色彩，怎么他會由油畫轉為畫中國傳統(tǒng)戲曲水墨人物？他要放棄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而走入傳統(tǒng)繪畫領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