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作為藝術家參加了第五屆上海雙年展《影像生存》，其間萌生了上海雙年展應該設置城市館的最早創(chuàng)意。2005年我在上海《東方早報》上開設了一個關于中國當代藝術展示文化建設的專欄，就用了連續(xù)兩期的篇幅，正式撰文提出應該在上海雙年展中設置城市館。

不過，文章雖然寫了，畢竟是書生空議論。此后的上海雙年展并沒有能激流勇進，眼看著韓國光州雙年展憑借舉世最雄厚的資金、伊斯坦布爾雙年展憑著中東熱點位置、柏林憑著東西北歐藝術家聚集地的優(yōu)勢，紛紛各自強勢崛起，上海雙年展?jié)u漸在中游中顯出偏下偏弱，令人嘆息。

2010年，我再次進言應該用城市館模式來復興上海雙年展。用當時的眼光看，那一年的世博會主題是城市，上海雙年展做城市館的話倒也天經地義。今天看來則其實不然，世博期間，上海各種場館都被世博項目征用，雙年展所處的美術館本身空間就有限，美術館外面并沒有多少可用的好地方。人們也普遍對展覽項目感到疲憊，世博會已經把視覺盛宴演繹到了極致。因此，那一屆的策展人只有選擇反其道而行，強調知識分子對于景觀社會的反思能力，做出一個相應冷靜、學究氣的展覽。

沒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今年竟然是我被找來當策展人。我不知道藝委會當初考慮我，要我提交方案的時候，是否考慮過我此前提出的城市館構想。反正當我發(fā)現，今年的雙年展將要搬家到世博園里面的原南市發(fā)電站，空間寬敞高大，我知道，做城市館的真正機緣這才終于成熟了。

我這么執(zhí)意要做城市館，是因為我多年來在各個城市旅行，觀察雙年展和城市的關系，我深深覺得，在上海雙年展中設置城市館，是把上海雙年展從規(guī)模和品質帶入新的層次的必由之路。

如同我在2004年就意識到的，城市館模式，首先是仿造威尼斯的國家館模式，這是一種“火鍋模式”。威尼斯的主辦方只要認真做好主題展，邀請各個國家自己來做自己的國家館，這就好比主人只是自己做了火鍋底料。那些參加的國家，分別帶來肥牛、羊肉、豆腐和土豆片等等，不經意就湊成了一桌天下最大的宴席。宴席大成這樣，總會有好吃的東西。所以，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有時候受到詬病，但是，每到威尼斯，總會有值得一看的東西。因此，近年來雖年年抱怨，但是每年大家總是本能地去。每個參加的國家，自己運輸，選藝術家和作品，互相有著競爭意識，都不愿意丟臉，拿出來的東西都是有品質的。威尼斯這種“火鍋模式”，就是所謂的事半功倍。

城市不但在今天是藝術家文化認同的重要單位，也是地區(qū)文化活力的主要表現單位。理論上，只要不出現新國家，國家館的數量有限，而城市館的數量幾乎無限。采用城市館模式，在操作上也有著現實意義，比如對于一些國家定位存在爭議的地區(qū)，城市館模式自然規(guī)避和超越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種族議題。

城市館模式將促成上海雙年展與世界上各個當代藝術活躍的城市的各種基金會、美術館、策展人、市政機構的廣泛合作，運作過程本身就已經極大地擴大了上海雙年展的國際影響力。不同城市的策展人和藝術家的廣泛參與，彌補了任何一種策展團隊組合都不可避免的視野的局限，極大地擴大了上海雙年展的包容力。同時，這也使上海雙年展在國際藝壇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期待。預計僅就采用城市館模式這一因素，就將為新的上海雙年展帶來更大數量的國際訪問者。

從經費角度來看，目前這一模式，屬于實驗性階段。因此采用為每個城市館提供基本啟動資金的模式。對于不同城市，我們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與不同機構合作。具體的合作機構往往為了這個城市館的品質，會在我們的基本經費之外，額外投入更多的經費。也就是說，我們出錢來確保事情能夠辦成，能夠存在，而事情一旦存在，對方往往會出資確保它能夠辦得更好。目前不少城市表現出這種積極態(tài)勢。也有城市的合作機構要求我出席他們的籌款活動。這樣一來，城市館模式變成一個吸納外部資金的極佳手段，起到了和威尼斯的國家館相似的作用。城市館模式，不但是“火鍋模式”，也是“魚餌模式”。而這個模式若今后成熟運作，很可能連魚餌都不需要了。

上海，自身有著操作城市館模式的理想背景。采用城市館模式，首先是使得上海雙年展規(guī)模自然擴大。這種擴大并不只是表現為空間的增大，更多的是視野和胸懷的擴大。它和上海的海納百川、多元交融的城市性格完全吻合，也和上海雙年展歷年來的城市文化議題一脈相承。

說實話，很難想象韓國光州雙年展或者悉尼雙年展跳出來做城市館。上海出面來做，世界上各個城市都覺得自然而然。這就叫天命所歸。天與不取，必受其咎。

（作者系第九屆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