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過“高校評估”的河，沒人會認為那是辦學標準，其實是“業(yè)余”晉級“專業(yè)”的最低要求；逛過798的街，沒人會認為藝術之途有成功路標，進了教科書的都是歷史“符號”。

省屬高校的藝術院系，很難有國家級藝術院校的人才積累和學術條件，但做藝術和教育卻有個關節(jié)：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須直奔藝術、教育的本題。不像做技術，沒條件造航天飛機可以造航天牌游戲機、紀念T恤……論市場前景和投入/效益比，還真不一定比真干航天差。

現(xiàn)階段藝術教育更加凸顯的問題是“特點”，一個院系、一位教師，如果在學科的某一具體方向上有特點，或在一定的區(qū)域范圍中成為“最好的”，就能為那些想學習的學生提供有效的幫助。直至成為一個“符號”。在現(xiàn)代信息文化中如同在現(xiàn)代大都市，做“符號”比做富豪更有派。

如何才算有特點的？如果能在一個特定方向上積累豐富的資料、方法、案例、品位劃分和系統(tǒng)展示、闡釋這些信息的邏輯與方法（這不需要太多藝術天分，卻需要學科眼界、方法與敬業(yè)心態(tài)），教師個體即使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不是名聲在外；教學單位即使不是人才濟濟，卻可以為學生在某一專題課程、某種專業(yè)能力訓練方面，提供最專業(yè)的指導——學院派。

其實，最早的美術學院就是通過將前輩大師的藝術風格提煉為一些固定的套路而展開教學的，學院從來不是一流藝術天才的俱樂部。上一個世紀之交，“美的套路”被學院里的教授們玩到膩歪，又趕上了時代巨變、藝術市場出現(xiàn)，“學院”才與“套路”一起成為貶義詞。其后，大家就只崇拜畢加索、克利式的天才們了。

顯然，畢加索、克利作為藝術家是極端個例，作為教師是稀缺師資。不是說他們太高，太少，而是說他們的藝術道路是不可重復的，只是提供了對藝術的新理解。于是，20世紀的藝術教育成為如何理解藝術的教育。如何理解……靠悟性了。于是，有人另辟蹊徑：有的像巫師；有的像師傅；有的像干部；有的像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