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宮廷畫院，是指在中國古代皇家宮廷內(nèi)部所設置的，掌管宮廷繪畫事務的官署，除了要為皇家繪制各種畫作之外，還要承擔皇家藏畫的鑒定整理、保存以及培養(yǎng)繪畫生徒的等等事務。宮廷畫院的出現(xiàn)建立在兩個前提條件之上：一方面，階級統(tǒng)治的加強使得宮廷管理機構建制趨向完善，皇權統(tǒng)治開始在宗教、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施加影響，繪畫領域也不例外；另方面，繪畫藝術的積累發(fā)展，使其社會功能受到普遍的重視，成為統(tǒng)治者維護其統(tǒng)治以及生活享樂可資利用的有效工具。

宮廷畫院的確立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夏商周時期，宮廷繪畫出現(xiàn)，為之后宮廷畫院的濫觴打下基礎；漢代，統(tǒng)治者為宮廷畫師設定專屬職官，并在宮廷之內(nèi)設立專門“畫室”，管理繪畫事務，為后世畫院之濫觴；至唐代，唐玄宗即位之初便在宮廷之內(nèi)設置翰林院，成為五代時期宮廷畫院的雛形。這一階段可以稱之為“前畫院時代”。

到五代時期的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創(chuàng)置“翰林圖畫院”，并于院中設待詔、祗侯等職，成為中國繪畫史上有正式畫院之始。宮廷畫院發(fā)展到兩宋時期，達到其歷史發(fā)展的最高水平。宋代立國之后，便設置“翰林圖畫院”，羅致四散在各地的畫家，到宋徽宗時期，更是在多方面完善了畫院制度，設置畫學，擴大了畫院的規(guī)模，將宮廷畫院推向其歷史的最高峰。從五代到兩宋，可以稱之為中國繪畫史上的“畫院時代”。

宋代之后，畫院傳統(tǒng)便逐漸衰落了。元代廢棄宮廷畫院，宮廷之內(nèi)沒有畫院設置，只是將畫家分散在集賢院、奎章閣學士院以及秘書監(jiān)等機構。到明代，雖有畫院之名，卻無畫院編制之實，相比宋代，在機構、制度、授職等方面上顯得很不完善，明代供奉內(nèi)廷的畫家，大多活動在文華、武英、仁智三殿，此三殿可視為與宋代翰林書畫院同等性質(zhì)的機構。清代宮廷不設畫院，但宮廷畫家的活動卻有專門的場所，從畫作到如意館，再到畫院處，清代宮廷繪畫機構經(jīng)歷了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元、明、清三代，宮廷畫院的發(fā)展遠不及宋代那般輝煌，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慘淡經(jīng)營，可以看作是“后畫院時代”。至清朝滅亡，階級統(tǒng)治結束，中國古代宮廷畫院也就真正成為了逝去的歷史。

二、前畫院時代

王伯敏先生認為，宮廷畫院的設置，肇始于五代，其實濫觴于漢、唐，漢代雖無畫院，卻有“畫室”；唐代雖無畫院之名，實有畫官應奉禁宮，規(guī)模已備。宮廷畫院的正式設立，離不開之前漫長歷史的積累。夏商周、漢代以及唐代，三個時期宮廷繪畫以及相關機構、職官設置的逐步發(fā)展，為宮廷畫院的正式設立打下了基礎，以下分而述之：

1.夏商周：宮廷繪畫的出現(xiàn)

夏、商、周三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為宮廷繪畫的出現(xiàn)打下了良好基礎。由于階級統(tǒng)治的出現(xiàn)，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等條件的成熟，使得宮廷繪畫在遙遠的夏、商、周時期便已悄然萌發(fā)，并且，在周代迅速形成穩(wěn)定形態(tài)，成為統(tǒng)治階級維護自己階級統(tǒng)治的有效工具。

（1）宮廷繪畫的萌芽

宮廷繪畫，就是指宮廷內(nèi)部以及為宮廷服務而進行的繪畫創(chuàng)作。宮廷繪畫是伴隨皇家宮廷的出現(xiàn)而逐漸出現(xiàn)的，它所涉及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宮廷中的繪畫機構、宮廷畫家、宮廷畫論、宮廷繪畫教育、宮廷繪畫創(chuàng)作以及由此體現(xiàn)出的藝術風格等。宮廷繪畫的出現(xiàn)，首先取決于是否出現(xiàn)其文化、體制上的載體—宮廷，而宮廷的建造則源于階級統(tǒng)治的出現(xiàn)。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集權制國家政權。夏代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開始“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為自己建造華麗的宮殿，推想當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用來裝飾宮廷的壁畫了，可惜至今無考古發(fā)掘的實物作為佐證。約在公元前16世紀，成湯起而滅夏，建立商朝。與夏朝相比，文獻中關于商代繪畫的記載開始增多，并且，這些記載大都與當時的統(tǒng)治者發(fā)生著聯(lián)系。《尚書·商書·說命篇上》有這樣一段記載：“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商代高宗武丁力圖復興國運，夜里夢見上天賜給他一位賢良，于是命令百工詳細刻畫了夢中人的形象，派人按照圖像在全國各地尋找，最后在傅巖找到了。這次得繪畫創(chuàng)作很明顯是為階級統(tǒng)治而服務，所繪之畫像出于當時武丁身旁的“畫工”之手，當可看作是宮廷繪畫的初始形態(tài)。另外，《說苑·反質(zhì)》引《墨子》語：“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宮墻文畫”是最早的關于建筑壁畫的文字記載，而此處的“宮墻文畫”，就是指商代的宮廷壁畫無疑。由此可見，夏、商時期，宮廷繪畫已經(jīng)開始萌芽了。

（2）宮廷繪畫形態(tài)的確立

至周代，禮樂制度日趨完善，確立了宗法制、分封制和嫡長子繼承制，并創(chuàng)設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包括職官、禮儀等諸多內(nèi)容的典章制度。宮廷繪畫形態(tài)在周代確立，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畫繢”之工、“畫史”以及“客”，分別以不同的身份組成了宮廷繪畫創(chuàng)作的主體；另外，開始出現(xiàn)了與宮廷繪畫相關的理論探討。

關于“畫繢”之工，《周禮·冬官·考工記》作如下解釋：“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后素功。”

《考工記》所記載的“畫”工，主要指在青銅器或墻壁上進行繪畫或刻畫的工匠。周代宮廷及皇家寺廟中都飾有大量的壁畫，《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這些進入歷史記載的壁畫，應該都是“畫”工所完成的作品。“繢”工，則應該是專門在服飾、旗幟等絲帛織物上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的工匠。按《周禮》記載，當時天子、后妃、諸侯等貴族的衣服上均有繪畫的圖案。如天子祭天的“大裘”，畫日、月、星、山、龍、華蟲（即雉）六種圖案，祭享先王的“袞冕”，畫龍、山、華蟲、火、宗彝（即宗廟祭享用的虎葬、蜼彝）五種圖案；祭祀山川的“毳冕”，畫宗彝、藻（即水草）、粉米（即碎米）三種圖案。后妃從天子祭先王的“袆衣”則以五彩畫翚雉之形等。所以，宮廷需要大量的“繢”工來為其服務。“畫繢”之工都是歸屬“百工”之下的工匠，在身份上與后世宮廷之內(nèi)的匠作畫工很接近。

關于“畫史”，《莊子·外篇》中記載：“宋元君將圖畫，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舓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觀之，則解衣盤礴，裸。君曰，可矣，是真圖畫者也。”這則記載說明，當時宋國已經(jīng)有了“畫史”，“畫史”隨時會受統(tǒng)治者的召喚，地位比較低下。王伯敏先生認為，當時除了宋國之外，如齊、魯、楚等諸侯國，都有“畫史”。畫史的身份不同于“畫繢”之工，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宮廷繪畫創(chuàng)作的又一主體。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有兩則關于繪畫的記載，一則曰：“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筑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另一則是關于“客”為齊王畫。兩則記載中，都出現(xiàn)了為諸侯君主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的“客”。“客”，也就是“食客”，是戰(zhàn)國時期，投奔到諸侯王公門下，為其所豢，并為其服務，借以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人。擅長繪事的門客，其性質(zhì)類似于后世的專職宮廷畫師，唯一的區(qū)別在于，后世宮廷畫師有的被授予一定官職，但“客”卻僅僅是被諸侯王公所收容。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還有一則關于繪畫的記載：“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齊王與“客”進行了有關繪畫理論的探討，涉及到繪畫創(chuàng)作過程中寫實與藝術想象的問題。韓非子借用“客”之口，說出寫實性繪畫是認真的、如實的反映客觀世界，所以是不容易的，也可看作是宮廷繪畫理論的先聲，后世宮廷繪畫所追求的大都是嚴謹寫實的畫風。

2.漢代

（1）西漢

西漢時期，開始設置與繪畫相關的宮廷機構。漢武帝時，采用宰相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彰六藝，設太學，置博士，“創(chuàng)置秘閣，以聚圖書”，開始招收畫工隸屬黃門署，以備詔作畫，此即所謂的“黃門畫者”，《漢書·霍光傳》記載：“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顏師古注曰：“黃門畫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根據(jù)顏師古的說法，“黃門”之內(nèi)不僅有畫工，還應有其他百工之屬，所以雖然是畫工在宮廷內(nèi)的容身之所，但還不是專門的宮廷繪畫機構。

“黃門”據(jù)《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記載隸屬“少府”。少府是專門負責皇帝本人和王室生活的一個機構。西漢時期，少府之下設有很多職官，“屬官有尚書、符節(jié)、太醫(yī)、太官、湯官、道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jiān)，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nèi)者、宦者（八）官令丞。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少府之中，“若盧”是制作兵器的，“太官”主皇帝膳食，“道官”主餅餌，“胞人”主掌宰割者也，“黃門”與此類職官一樣，是專門安置為皇帝服務畫工的地方。另外，“中黃門”，班固引顏師古注曰：“中黃門，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nèi)給事者也。”黃門畫工不但與諸色百工混雜在一起，甚至同與閹人同處黃門之內(nèi)，可見地位不高。

西漢時期的宮廷畫家，《西京雜記》中記載的較為全面，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并工為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丑，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2）東漢

東漢時期，宮廷之內(nèi)畫工規(guī)模擴大，分工更加細化。據(jù)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下“漢明帝畫宮圖”條記載：“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宮，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jīng)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再有，同書卷一“敘畫之興廢”中記載：“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chuàng)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云集。”明帝所別立之“畫宮”、“畫室”在《后漢書·志第二十六·百官三》中記載了下來。

東漢時期，在宮廷機構“少府”之下，設有“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西漢時期只有黃門署，下有黃門畫工，由是可知，東漢一方面延續(xù)了西漢舊制，仍設有黃門署，并且，在明帝時期，別立“畫宮”，那就是“畫室署”，并在其下設置“尚方畫工”以應詔圖畫，長官為畫室署長。所以，東漢宮廷繪畫機構的規(guī)格制度較西漢時略高且更趨完備。王伯敏先生據(jù)此認為：“這種‘別開’的‘畫室’，其實就是后來宮廷設置畫院的濫觴”，足見其意義重大。

東漢宮廷畫家的組成，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階層。一種是黃門畫工和尚方畫工，即專職的宮廷畫家；一種是文人畫家，供職于朝廷，只偶爾會奉召作畫，如蔡邕，此外還有張衡、趙岐和劉褒。

3.唐代

唐代宮廷并沒有設置專門的繪畫機構和畫院制度，大部分宮廷畫家都被集中安置在翰林院中，此外，宮中的文學三館，弘文館（亦稱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中也有不少畫家供職，尤其集賢院之下的集賢殿書院，自開元十三年設置，下設“畫直”，基本是專職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的宮廷畫師。此外，還專門設置了一些閑職來安置宮廷畫家，有的甚至達到了較高的官位。

（1）翰林院

據(jù)《資治通鑒·卷二一七·唐紀三》記載：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shù)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在翰林院供職畫家，技藝特別高的，另作別論，有的授內(nèi)廷供奉，也有授“內(nèi)教博士”的。翰林院的待詔畫家會隨時受到皇帝的召喚作畫，是皇帝專有的宮廷畫家。吳道子便是一例，吳道子入宮之初，宮外尚有很多人請其作畫，于是，玄宗便“封禁”吳道子之手，據(jù)記載，當時吳道子“非有詔不得畫”。在現(xiàn)有文獻記載中，很少出現(xiàn)有關于翰林院待詔畫家的記載，只有關于一些畫家供奉內(nèi)廷的記錄，例如《歷代名畫記·卷第九》記載，“殷杉、殷季友、許琨、同州僧法明，以上四人，并開元中善寫貌，常在內(nèi)廷畫人物，海內(nèi)知名。”出現(xiàn)這種情況，大概與當時供奉內(nèi)廷畫家社會地位比較低有很大關系，吳道子如果不是畫藝高超，躍出眾人，恐怕也很難見諸記載。

（2）集賢殿書院

集賢殿書院，是唐朝時管理圖書秘籍、負責校刊編纂等事務的機構，開元十三年（725）在原集賢殿、麗正修書院的基礎上設立，為當時的文學三館之一。《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集賢殿書院》其下注釋云:“（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于集賢殿，于是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說為大學士，知院事……其后，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制官名，其來尚矣……”

集賢殿書院下設修撰、校理、待制、留院、編錄、知書、孔目、校書、正字、知檢討、文學直、拓書、書直、畫直、裝書直、造筆直等職官。依據(jù)《唐六典》的相關記載，集賢殿書院職官依官品秩序依次為：大學士（一般為權院事者，由宰相充）、學士（散官五品以上，以有權院事之資歷）、直學士（散官六品以下）、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孔目官、中使、知書官（以上大抵為有官品的文人學士）以及直院。直院，是包括各類專業(yè)技術人員的有官品的直官，“至十九年，以書直、畫直、拓書有官者為直院”，直院及以下，主要為充職于其中的書法、繪畫等專業(yè)人員，其名目有書直、書手、典書、拓書、畫直等。據(jù)《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集賢殿書院》記載:“畫直八人，開元七年敕，緣修雜圖、訪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為直院。”然而據(jù)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擔任過此職的僅有三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集賢殿書院畫直有楊寧、邵欽齋兩位，《唐書·藝文志》記載有張萱一位。

（3）其他機構

唐代，翰林院與集賢殿書院開始招攬畫家，并授予一定官職，逐漸形成一整套的機構和管理體制，為之后的五代正式宮廷畫院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礎，成為中國宮廷繪畫發(fā)展史上重要的轉(zhuǎn)折時期。除卻翰林院與集賢殿書院之外，在唐代宮廷機構之中，昭文館與少府之內(nèi)，同樣有宮廷畫家出現(xiàn)。

據(jù)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第九》記載，“薛稷，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多才藻，工書畫。”“殷聞禮，字大端，書畫妙過于父。武德初為中書舍人、趙王友，兼侍讀、弘文館學士。”兩人一個是昭文館學士，一個是弘文館學士，看似不同，其實是同一官職。因為唐初置修文館，后改稱弘文館，后再改昭文館，開元年間復稱弘文館，官職隨著機構名稱的變化而出現(xiàn)相應的變更。

關于少府，《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少府……掌百工技巧之政”，少府下有職官“左尚署”，“左尚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五人，從八品下……凡畫素、刻鏤與宮中蠟炬雜作，皆領之。”畫家王知慎（武后時）、馮紹正（開元初）、陳義（開元中）曾任少府監(jiān)；王定（貞觀時）、曹元廓（武后時）曾任尚方令；竇弘果、毛婆羅（皆武后時）曾任尚方丞。其中任尚方（即“尚署”的俗稱）令、丞者，有的可能就是由畫工升任的。唐代左尚署中的畫工除在宮廷內(nèi)服務外，還參與一些城市的“規(guī)劃設計”，例如《新唐書·百官志》中記載了左尚署畫作參與長安城規(guī)劃的事情，“工部……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凡京都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