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間一粥尚經(jīng)營,刻畫論錢為惜生。安得化身千萬億,家家堂上掛丹青。」──〈客有寫畫求減值者,作此書于寄萍堂上〉
齊白石是以賣畫為生的藝術(shù)家,特別定居在北京后,家鄉(xiāng)的田產(chǎn)留給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寶珠及寶珠生的孩子,只能靠賣畫賣印維持。白石不經(jīng)商,也不倒賣字畫,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職教書,一切開支只能求助于賣印賣畫。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經(jīng)濟上仍要奉養(yǎng)老親,在齊白石眼里,北京和湘潭兩房妻子兒女是一個家,他必須兼顧兩地,供應(yīng)兩地孩子的衣食、讀書、任務(wù)、治病和行旅之用,負擔是很重的。
從做木匠的時候起,齊白石就靠手藝吃飯,所以他賣畫賣印從不恥于要錢。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潤格是1902年樊樊山給他定的篆刻潤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這張潤格在遠游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后是吳昌碩為他定的潤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冊頁摺扇每件6元。
1931年,齊白石的藝術(shù)已經(jīng)進入盛期,作品水準有了質(zhì)的飛躍,提高潤格理所當然,但提高了畫價,并不比相應(yīng)的北京畫家高。同是1931年的潤格,蕭謙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 ,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齊白石約4元) 。周養(yǎng)庵三尺以內(nèi)條幅16元,四尺以內(nèi)20元(略高出白石) ,扇面、冊頁每件6元(與白石相同或略低) 。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 ,六尺40元(低白石5元) ,四尺16元(低白石4元) 。蕭、周年齡比白石小,在當時名聲略相近,秦是小輩。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于蕭、周。當時齊白石的畫幾乎緊張,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對錢畫交換的規(guī)矩把得很嚴,但在畫價上卻持低姿態(tài),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絕非唯利是圖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決不為錢而放棄自己的藝術(shù)追求。初到北京、還租住在法源寺時候,就寫過這樣一個告白:「余年來神倦,目力尤衰。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不敢應(yīng)人示……。作畫不為者:像不畫,工細不畫,著色不畫,非其人不畫,促迫不畫。刻印不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戲索者不刻。貪畫者不歸紙,貪印者不歸石,明語奉告。瀕生啟。」 這段告白顯示了齊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 ,「非其人不畫」 、「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點像鄭板橋一類很有個性,畫要賣錢,但不喪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驅(qū)使;顧主選擇他,他也要選擇顧主。在前述1931年〈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中,也有類似聲明,如「用綿料之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 ,「指名圖繪,久已拒絕」 ,「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屬玉屬牙屬不刻」等。誠然,為了掙錢,他有時也不得不遷就顧主,但正是靠了對藝術(shù)自由、個人志趣和獨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杰出藝術(shù)。
〈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聲明說:「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惡急。余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無論何人,潤金先收」 。把這樣嚴苛的字句寫入潤格,在歷來潤格文字中是少見的。拒絕「人介紹」是為了拒絕酬謝,而介紹者必為熟人,這樣的不講情面,在畫界也不多見。這同時也表明,至遲在30年代初齊白石已不愁賣不了畫,而愁求畫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為人祝壽而求畫,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題上款10元」的規(guī)例,老人只畫了一張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嘆說:「論交若余者,其規(guī)例尚不能破,其嚴格可知。然海內(nèi)慕先生書畫篆刻,輦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給。」
賣畫不論交情,賣畫也能交朋友。齊白石因賣畫賣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時還引出一些令人感嘆的故事來。初到北京時,因賣畫而交的一個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 ,湖北江陵人,號南湖,早年肄業(yè)于直隸高等農(nóng)學(xué)堂,辛亥革命期間,曾先后任湖北軍政府要職及鄂軍水陸總指揮。后辭職北上,在天津組織北方革命學(xué)會,1913年任國會議員,又先后出任廣東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務(wù)廳長、北洋政府教育次長,20年代,創(chuàng)辦過《今日》雜志,發(fā)起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 。胡氏喜收藏,常光顧古玩店,因賣畫識齊白石并成為好友,白石〈己未雜記〉記:「當年7月1日為胡南湖畫〈南湖莊屋圖〉 ,7月15日為畫〈不倒翁〉扇面。閏7月18日,畫籬豆贈胡南湖,引出胡南湖〈報公以婢〉的故事,極大地改變了齊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廠清秘閣以10元賣白石所畫六小屏,并大為稱賞,白石「感南湖知畫」而作了鄭重的題記。
除胡南湖之外,由賣畫賣印而交的著名朋友,還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纘緒、須磨(日本駐華使節(jié)) 、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認識齊白石,是在1920年,那時他作為直隸高等師范的學(xué)生來京辦事,在宣武門外東騾馬市大街的一個地攤上看到一個老者賣畫,用很低的錢賣了幾張,那老者便是齊白石。后來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進入文化界,成為最早寫文章介紹齊白石,并為他寫評傳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樓的弟子,北京畫家,并曾在琉璃廠開「豹文齋」畫店,齊白石定居北京后,他就不斷購賣白石作品,齊白石生平第一本畫集《齊白石畫冊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編的。胡佩衡本人的畫與齊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對白石其人與畫極為推崇,讓其子胡師事齊白石,又與胡合寫了《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早在編《齊白石畫冊初集》時,胡佩衡就寫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俠,有古烈士風,故見有不平之事,即義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圖,假藝術(shù)之名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潔面傲,借挽頹風,求諸今人豈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評價使我們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齊白石賣畫講市場規(guī)則,但市場規(guī)則并不左右他的思想、個性和藝術(shù)。胡氏能畫、懂畫,又熟知藝術(shù)市場和收藏,齊白石與他的友誼,與買賣畫有關(guān),卻又在藝術(shù)上真誠相知,這與不顧畫只認錢、只管收入不顧友誼的畫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朱屺瞻與齊白石的友誼始于1929年冬。朱在畫展上看到齊白石畫與印,又經(jīng)徐悲鴻介紹而知齊白石,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與白石的私交求取齊氏刻印,而是通過上海榮寶齋按白石潤例代辦。自此而后,他不斷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稱「六十白石印富翁」 ,繼而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 ,并請白石題跋。白石跋曰:「人生于世不能主德立功,即雕蟲小技亦可為。然欲為則易,工則難,識者尤難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揚于世,譽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為號,又以60白石印名其軒,自畫其軒為圖。良工心苦,竟成長卷,索予題記,欲使白石附此卷而傳耶?白石雖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齊白石引朱屺瞻為「知己第五人」 ,全由購求印石的「厚我」 、「知我」而來,卻十數(shù)年「睽隔千里而未嘗一面」 。直至1946年齊白石到上海開畫展,才有緣面敘。二人的友誼,以買賣印和共同的藝術(shù)趣味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齊白石與王纘緒的交往,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購畫。王纘緒(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圓,早年就學(xué)于四川陸軍速成學(xué)堂,先后任國民黨革命軍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約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請齊白石刻印,彼此通訊,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說入蜀可掙豐厚潤資,并贈他一侍女,以為他「磨墨理紙」 ,白石作〈夢游重慶〉詩,序曰:「王君治圓與余不相識,以書招游重慶,余諾之。忽因時變,未往。逐為萬里神交。強自食言前約,故夢里獨見荊州。」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yīng)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
1932年7月,齊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贈王纘緒。這12屏精妙絕倫,堪稱白石山水畫的極品。在其中〈夢中蜀景〉一屏中,題了〈夢游重慶〉詩。王治圓所贈侍女名淑華,侍白石近一年,后送歸家鄉(xiāng)。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讓他的三子齊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給王纘緒帶去手拓印譜四冊。1936年,白石終于帶著寶珠和兩個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在成都等地為王纘緒刻印又作畫。但這次蜀游,白石并不高興,因為王纘緒原答應(yīng)給他3000元酬金,只給了400元。白石《蜀游雜記》寫道:「半年光陰,曾許贈之3000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五年后,81歲的齊白石又在《蜀游雜記》末頁題了兩句話:「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后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shù)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對王纘緒這個「神交」有了認識,后來就不再往來了。白石口述自傳談及蜀游時,只說「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云云,連王氏的名字也沒指明。不妨說,他和王纘緒的關(guān)系,由賣印賣畫始,亦由賣畫賣印而終,在賣畫賣印的背后,可以看到齊白石對于倫理人格的價值要求。
抗戰(zhàn)期間,齊白石厭于日偽人員的糾纏,對賣畫賣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門上貼出一張告白:「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告白:中外長官要買白石之畫,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賣畫,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偽人員打交道。這樣的告白,表現(xiàn)了白石老人的勇氣和膽量。 齊白石賣畫靠琉璃廠畫店作仲介,他和這些畫店的關(guān)系很好,這種關(guān)系的標志是講信義,保持作品的質(zhì)量,畫價的合理與穩(wěn)定。榮寶齋為齊白石售畫最久也最多。他與榮寶齋等畫店的交情非常好,長期在榮寶齋任務(wù)的白石孫女婿薩本介說:「榮寶齋和齊白石的聯(lián)系有諸多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質(zhì)。」這個「質(zhì)」是什么呢?他解釋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掛面(天天如此,常年不變) 。吃完稍事休息,養(yǎng)養(yǎng)精神,就走到畫案前,帶上套袖,第一句話就要問,有沒有榮寶齋的筆單?如果有,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張畫就是給榮寶齋畫的。」
1946年,齊白石應(yīng)中華全國美術(shù)會之邀到南京、上海辦畫展,帶去的200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 ,一捆捆的數(shù)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面粉都買不到。通貨膨脹以至如此,書畫篆刻真是不值一錢了,但白石老人總還要賣畫賣印。1947 年5月,白石老人自書了一張潤格:「一尺十萬(冊頁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 ,扇面中者十五萬,大者二十萬。粗蟲小鳥一只六萬,紅色少用五千,多用一萬。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萬,朱文十萬,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這「一尺十萬」 、「一字六萬」 ,可真夠嚇人了!但「一個燒餅,賣10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面包,賣20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千萬元以上」 ,這樣一比,還算貴嗎?白石老人感嘆說:「人們紛紛搶購實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換上東西…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作貨物一樣,囤集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說看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弄來許多廢紙,欺騙自己呢?只得嘆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
在20世紀畫家中,齊白石不像王一亭、陳師曾、金城、吳湖帆那樣有生活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藝術(shù)目標或自由的游戲筆墨,也不像某些以扒分、逐名為唯一目的,趨時迎合、賣掉才華、喪失藝術(shù)追求的「明星」 。他兼取兩者,獲得了兩方面的成功。齊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條最重要,一是他沒有膨脹的物質(zhì)欲望,生活節(jié)儉,自足于溫飽小康,有充分的精力與閑暇進行藝術(shù)探索;二是他始終保持著人格與創(chuàng)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市場,而不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當然,賣畫賣印對齊白石的藝術(shù)也有負面作用,這主要是賣畫數(shù)量過多,為了賣畫之需,即便沒有興致也畫,不想畫的也畫,不免出現(xiàn)氣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復(fù)之作。在歷代中國畫家中,這種現(xiàn)象是很難避免的。
定居北京后,齊白石多自定潤格,在他客廳里,長期掛著1920年寫的一張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同年還有一張告白:「花卉加蟲鳥,每一只加10元,藤蘿加蜜蜂,每只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余不樂見。庚申正月除十日。」齊白石賣畫賣印,從不講情面,除極個別親友外,不論是誰,都要照價付酬,不能賒,不能減。他托人辦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畫為報,他把這視為人情與物值的交換,如果他感覺不合算,下次就不進行這類交換了。如1935年夏,周維善通過王森然贈白石畫像,白石以一畫相報;后王森然又領(lǐng)鄭景康為白石拍照,并將所拍12張照片相贈,白石又報以畫,但不久,白石在客廳掛了一張告白,說雙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畫像一概不應(yīng)酬。
齊白石有時請別人(如樊樊山、林紓等)寫序文、題辭或紀念文章,也都依照對方的潤例付酬,所謂「好朋友,明算帳」,一點也不含糊。
齊白石刻印、賣畫的潤格并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畫家(如陳半丁等)還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畫在日本賣大價(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后,情況逐漸優(yōu)化。1926年買跨車胡同的套院,是這種好轉(zhuǎn)的標志。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鄉(xiāng)無此好天恩〉 ,意思說北京比家鄉(xiāng)更好的賣畫環(huán)境。到1931年他自寫了〈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 ,明示:「畫刻日不暇給,病倦交加,故將潤格增加。」增加后的潤格是:「花卉:條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寬) ,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紙對開) 。中堂幅加倍,橫幅不畫。冊頁:八寸內(nèi)每頁六元,一尺內(nèi)八元。扇面:寬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內(nèi)八元……凡畫不題跋,題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與號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為度,字小不刻……石側(cè)刻題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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