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呆滯、焦慮、脾氣暴躁而且精疲力盡，雙年展的觀眾們受司湯達綜合癥(Stendhal Syndrome，指在藝術品密集的空間里，觀賞者受強烈美感刺激而產(chǎn)生心跳加速、暈眩、昏厥等癥狀)的折磨比視覺與心理上的疲勞帶給他們的痛苦少很多，后者是關注的東西太少、而能理解的東西更是少之又少的結果。

威尼斯雙年展的規(guī)模總是過大，過于分散、不規(guī)則，而且總是充滿了過多不相同的目的、圖像和想法，這使得人們無法產(chǎn)生一種統(tǒng)一的感覺。觀眾們在離開現(xiàn)場時總是累到不行，而那種不斷加深的“你需要看的東西總是在下一個拐角、下一個場館”的感覺讓他們精神錯亂，更不必提這是一個只能依靠費錢的水上巴士或者需要穿過無數(shù)在Google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橋梁和小巷的長途跋涉來到達目的地的城市。

你會開始回想自己究竟在哪里，今年是哪一年。而對經(jīng)常來到威尼斯的人來說，他們還會產(chǎn)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毛骨悚然的感覺：我之前來過這里，和不同的愛人，和那些現(xiàn)在已經(jīng)死去的朋友;我參觀過相同的展館，經(jīng)歷過相同的失望;而偶遇時的寒暄也總是相同的——你什么時候到這里的?你都看了什么?德國館的展覽比上一次要好，主題展是不是有些糟糕?

不過與我在上世紀70年代首次來到威尼斯雙年展相比，情況已經(jīng)是大為不同了。當?shù)刂挥泻苌俚乃囆g團體和時髦奢華的派對，沒有價值數(shù)十億元的游艇，沒有與“官方的”雙年展爭搶風頭的私人藝術基金會;那時沒有太多的藝術可看，金錢也更少，沒有便宜的機票，沒有Facebook和Twitter。

策展人Harald Szeemann在1969年瑞士的伯爾尼美術館(Bern Kunsthalle)中策劃了展覽“Live in Your Head：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這場展覽覆蓋了該美術館的兩層樓，有70位左右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藝術家參展，從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到吉爾伯托·佐里奧(Gilberto Zorio)。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馬里奧·梅爾茨(Mario Merz)、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勞倫斯·韋爾(Lawrence Weiner)等等也都在參展藝術家之列;當時的許多概念主義、極簡抽象主義、后極簡主義與貧窮藝術派的藝術家都參加了這場展覽，這些人界定的不止是一個時刻，還是20世紀末藝術創(chuàng)作里的一大主要趨勢。嚴格說來它是歐洲與美國藝術家的一次盛會，而其中只有三位女性藝術家：漢娜·道波溫(Hanne Darboven)、伊娃·海塞(Eva Hesse)以及喬·安·卡普蘭(Jo Ann Kaplan)。

一種團體精神的心理狀態(tài)并沒有對這場展覽做過多的界定。這場展覽捕捉到了一些懸而未決的東西，而它本身也演變成了一種關于“藝術可以是什么”的討論。藝術可以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一次步行或是一通電話，可以是一面被剝?nèi)チ艘徊糠质嗟膲Γ部梢允菑囊粋€房間彎曲蔓延到另一個房間的一條繩子。藝術可以古怪如樹枝從一間用玻璃搭建的圓形建筑里伸出來，又或者平凡如簡單的一堆毯子。它可以是一份聲明，也可以是一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