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衛(wèi)
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大陸出過一個女歌手，是摹仿鄧麗君的唱腔，名字我已經(jīng)忘了，只記得她的一首歌，題為《那一年我十七歲》。歌詞大意是十七歲的時候背著吉它、穿著發(fā)白的牛仔褲去流浪，很有點蠱惑人心的意思。那是在中國禁錮了三十年之后再次開放門戶不久，權(quán)力上層的撥亂反正與社會底層的求新求變合二為一，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也使得青春、蘇醒、飛翔，以及流浪等長期被意識形態(tài)遮蔽的字眼頻繁出現(xiàn)，成了那一時期暴光律最高的詞匯。《那一年我十七歲》作為當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明確提出流浪的意向，這在過去三十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出現(xiàn)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卻跟整體的時代環(huán)境相吻合，因此而被傳唱開來，風靡一時。只可惜那時候我的年齡尚小，不能像十七歲的大哥大姐們一樣可以自作主張，跟著白云去流浪。但盡管如此，那種走出屋外看云的憧憬還是深深地植入了我少年的心底，讓我思緒不寧，浮想連翩，以至于無暇再去顧及自己的學業(yè)。所以，我的學習成績一落千丈，直至后來成為劣等生，不得不中途退學。
人生有時候充滿了悖論。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說過“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條路”。我不知道早年棄學的經(jīng)歷，對我這一生到底意味著什么，但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走上藝術(shù)之旅，的確跟我早年退學有著直接關(guān)系。因為我的父母不希望看到我流落街頭，就此沉淪。所以，絞盡腦汁，幾乎想盡了一切辦法要引導我走上正道，其中也包括請老師教我學畫。棄學之后，走出校門的我，就是這樣被自己的興趣所降服，自覺地戴上一個審美的緊箍咒，走上了藝術(shù)的取經(jīng)之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期。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化，將西方大量的新思想、新觀念引入進來，與亟待更新的社會需求匯聚成一種創(chuàng)造的沖動，推演出了一場文化啟蒙的運動，史稱“85新潮”。我沒有參與過“85”，因為那些年我還只是一個青嫩的考生，忙于奔波在各個藝術(shù)院校的考場。可盡管我跟“85”只是擦肩而過，但那種崇高的熱情與理想的情愫，還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至今都有些留連忘返。那些年，我就是陶醉在那樣一種激蕩的情緒中，不知不覺步入了自己的青年時代。
十七歲那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因為跟我一塊學畫的同伴，有不少已經(jīng)考上了藝術(shù)院校，而我卻幾度落榜，在那一年陷入了極度的灰心之中：一邊是未來的誘惑；一邊是考場的失意。兩種情緒交織在一起，使我斷然告別了無憂的少年，步入了心事重重的青年時代。后來，我與文字結(jié)緣，歸咎起來，最早還是得益于此。因為“文章憎命達”，有時候人生多一些坎坷，多一點曲折，都可以成為豐富多彩的素材，滋潤干燥的文字。現(xiàn)在我還記得自己十七歲那年寫的一首詩：
綠色的列車
將旅途抹上一層
厚厚漫長的神秘
鐵軌和車輪咔嚓的撞擊聲
又將它鑄成
無限遙遠
和許多疲倦
今天看來，這當然是屬于“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作愁”的把戲。不過，回到當初，它卻是我少年維特式的煩惱。我為這種煩惱而黯然神傷，但也為這種煩惱而走出了后來的人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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