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做策展人，我一定做藝術教育

方敏兒關注青年藝術家，其實背后有著更深的“歷史成因”。

上大學時，方敏兒做義工，給上初中的孩子帶藝術教育方面的課程，其中有個班是大陸概念里的“差生班”，成績排名最靠后的學生呆在這個班里，而且沒有繼續(xù)往上讀的機會。方敏兒教他們畫畫，還上過聲樂課，感受著藝術的魔法在每個孩子身上施加的魔力。

“如果你用心體會，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可能因為文化課不好而自卑，但是做藝術，讓他們快樂。”方敏兒說，從那時起，她骨子里就種下了藝術的信仰——“藝術可以讓人變得美好、發(fā)現(xiàn)生命更多的可能”，而這個信念至今沒有動搖過。

這也讓她從香港到北京后，很自然地選擇一份美術館公共教育的工作，雖然很多人不理解以她的經(jīng)驗背景明明可以去拿更多的年薪，卻在美術館“守清貧”。

“我不圖賓利、奢侈品的包包，有錢夠花就夠了。為什么我會留在美術館，因為美術館是做公教最好的平臺，教育性的工作在盈利機構就難做了。”

與一般內陸機構對公教的理解不同，方敏兒眼里的公教并不只是教教小孩子，和當?shù)厣鐓^(qū)互動，公教對她來說，有層次成系統(tǒng)。

去年央美主力策劃的未來展，她負責公教活動的策劃。她舉辦了藝術家駐留計劃的講座，促成了工薪族藏家宮津大輔和中國當代藝術教父栗憲庭的對話，還有更多藝術家現(xiàn)場導覽的項目。“藝術家自我培訓的層面，藏家與藝術家的層面，中外藏家的交流，藝術家和公眾之間的交流，我都考慮到了。”方敏兒說，“讓我覺得有意義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在藝術中受益，而不是受利。”

如果不做策展人，你會做什么?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方敏兒，她答得不假思索。

“如果不做策展人，我一定去做藝術教育。”緊接著，她補充，“當然了，象策展一樣，我肯定做的是有意思的有想象力的教育。”

方敏兒說，在香港談做公益，就會有人笑話你矯情，因為公益幾乎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香港的慈善機構與學校合作，從小學起，學生就有固定的做義工的時間。來到大陸，方敏兒才覺得有必要把公益的概念傳遞給更多人。

“我又不是做形象代言，只要對身邊的人有些許影響，就好了。”

二十歲出頭，還上大學時，方敏兒搞攝影創(chuàng)作，曾把自己假扮成一系列觀世音，坐在蓮花須彌上，拍成一組作品。她還惡搞地制作了一張可以亂真的假報紙，報紙上刊載了對她“下凡”的報道和照片。

三十歲，方敏兒策了第一次嚴格意義上她全權負責的展覽，展覽名字叫“媚觀世音”，其中序言寫道：

“‘媚’古時可解作‘愛’，這里可解作‘愛’觀看世界上的心音。……一直以來‘觀世音’給予世人‘希望’，其實不同化身的‘觀世音’可代表不同人心中的‘祈望’……”

雖然方敏兒說，在香港沒有英雄的概念，但也許，她心里住著一個觀音。

這觀音用藝術的信仰，四兩撥千斤地，度自己和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