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與“場”分離斷裂之處,就是“排演”自我消除和自我拯救之所。“排演”是非正式的演出,是可反復的、抹去重來的實驗;排演可以把任何場所變成劇場,也可以把劇場變成日??臻g。在排演時刻,劇場不再是看與被看交接的命定之舞臺,不再是把現(xiàn)實排除出去的再現(xiàn)空間,而是一個自我欣賞同時又被不斷打斷-拆穿的世界,排演是幕前與幕后的中間狀態(tài),也是劇場與日常的中間狀態(tài)。
在伯格曼的影片《排演之后》中,一切至關重大的事情都發(fā)生在劇場之外,可排演的劇目和不可排演的生活(什么是不可排演的?政治、歷史和……生活)穿插在一起。在《八部半》的結尾,費里尼將故事中的所有演員和角色擺上舞臺,共同狂歡,他們既是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他們自身(演員又何嘗不是一種角色?)。這就是“排演”,一種演習,一種“表述的中間狀態(tài)”,比表演更真切實在,更輕松寫意,可以隨時停頓,可以重新開始。
那么,展覽是否是可排演的?藝術家為展覽創(chuàng)作,是否如同演員為了演出而排演?展覽開幕時刻就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最終完成嗎?還是說,展覽就是排演,展覽必須是且只能是排演?
所有展覽都希望成為一個結論,一次宣告,一次最終的演出,一場完美的戲劇。而實際上,它只是排演。因為進入劇場之時,所有的觀眾都帶著“觀眾”之面具(在古希臘的劇場中,所有個性[personality]都只是差異之面具),流俗的劇場經驗已經把工人、教師、商人、學生……這些無限差異之個體(multitude)馴化為“觀眾”這一角色的扮演者。在排演之時,排演之劇場是開放的,因為觀眾尚未臨場,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排演的參加者。排演之劇場是開放的,還因為我們只是“藝術”這一史詩劇的排演者,藝術之決斷本身即是歷史之決斷,歷史沒有終點線,藝術的歷史尚懸而未決。
展覽即是排演。與舞臺演出相比,“排練場”更加日?;?,排演卻也并不在日常之中,日常也早已經成為一個劇場,惟有在排演之中,我們才可以從此日常劇場中脫身,擺脫日常生活這座堡壘對個體的宰制,進入生命政治的解放時刻。
展覽即是排演。戲劇演出并不能達到解放。因為表演在演出時走向完結,它成為一次性發(fā)生之事件,迅速地消融在日常之中。也因為在劇場中,觀眾只是從一場戲進入另一場戲,從一個夢進入另一個夢。我們并沒有擺脫“劇中人”的身不由己狀態(tài),我們是集體夢境的陷落者,是被動的觀眾,被訂制的他者。只有在排演中,觀眾作為主體之參與才得以施行。然而這是與所謂“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和“公共介入”(participation)相反的行動。后者是藝術家對社會的介入和參與,仿佛藝術家本來不在社會之中,藝術家進入日常之劇場,他或她相對于“公眾”或社會仍然是居高臨下的“主權者”(sovereign);而“排演”則是邀請大家進入我們的排練場,加入到藝術的生產中來,如同在排練場中,演員和燈光師、教師和學生、政治家和工程師一同登上舞臺。此中關鍵在于:在“參與主義”的框架中,“公眾”和“社會”都只是單數(shù),而在排練場上,所有的排練者都被保持為無窮差異之個體,是“眾人”(multitude)。
展覽即是排演?!芭叛荨笔且环N解放,因為一切尚處未定狀態(tài)。在本屆上海雙年展的框架中,策展不是總結,不是調查或再現(xiàn),而是組織排演。只要在排演之中,展覽之劇場就尚未封閉,尚有其未來。今天,藝術體制的生產力遠遠大于個體的創(chuàng)造力,藝術家難以擺脫被藝術系統(tǒng)雇傭的感覺和“社會訂件”的命運,到處是仿像和角色扮演(cosplay)?!芭叛荨碧栒偎囆g界的同仁脫掉角色扮演的戲服,從機制化的藝術劇場中出走、從日常劇場中出離,成為那“未被定義者”,回到我們的排練場,進入到自發(fā)、自由的演習之中。
2010上海雙年展擬邀請Performa、“長征計劃”等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策展機構作為合作伙伴,共同參與雙年展的國際“巡回排演”計劃。同時,從“巡回排演”這個主題方向出發(fā),我們將在展覽操作層面成立巡回排演“行動委員會”(Acting Committee)。該團隊由“巡回排演”計劃中的十余位主要思想家、藝術家和策展人組成,參與并且協(xié)助策展人進行雙年展各流動站的學術研究和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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