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繪畫史上，八大山人和張大千都是帶有傳奇色彩的繪畫大師，其人生中多姿多彩的故事和輝煌的藝術(shù)交相輝映，構(gòu)成了藝術(shù)家獨特的生命“品牌”，在這種“品牌”效應(yīng)下，人們不但迷戀他們的藝術(shù)，更為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和畫外的故事。這些有趣的故事使他們的作品更具可談可讀的意趣，而在了解這些故事后再來欣賞他們的作品，觀者時而莞爾一笑，時而凄慘長嘆……收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的八大山人《竹石小鳥圖》就是一幅“有故事”的大幅作品。

八大山人的《竹石小鳥圖》完成于1692年，時年八大66歲。八大山人（1626-1705），名朱耷，江西南昌人，為明寧獻王朱權(quán)九世孫，清初畫壇“四僧”之一。明滅亡以后，面對國毀家亡，作為明宗室后裔的朱耷心情悲憤，落發(fā)為僧，取法名為傳綮，字刃庵。又以雪個、個山、個山驢、驢屋、道朗等為號，后又入青云譜為道。朱耷這個名字用的時間很短，晚年取八大山人號并一直用到去世。其于畫作上署名時，常把“八大”和“山人”豎著連寫。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則類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

八大擅花鳥、山水，其花鳥承襲明代畫家陳淳、徐渭寫意花鳥畫的傳統(tǒng)，并將這種寫意的畫法發(fā)展為闊筆大寫意畫法。其特點是通過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對所畫的花鳥、魚蟲進行夸張，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簡練的造型，使畫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甚至將鳥、魚的眼睛畫成“白眼向人”，以此來表現(xiàn)自己孤傲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花鳥造型，極富個性和力量。

八大畫山水，多取荒寒蕭疏之景，剩山殘水，仰塞之情溢于紙素，可謂“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為舊山河”，“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朱耷寄情于畫，以書畫表達出對舊王朝的無限眷戀之情。其畫筆墨簡樸豪放、蒼勁率意、淋漓酣暢，構(gòu)圖疏簡、奇險，風格雄奇樸茂。他的山水畫初學董其昌，后又師法黃公望、倪瓚，多作水墨山水，筆墨質(zhì)樸雄健，意境荒涼寂寥。亦長于書法，擅長行書、草書，宗法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董其昌等，以禿筆作書，風格流暢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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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竹石小鳥圖》用筆利落，竹石和小鳥在大小對比下顯得非常奇特，而簡單的用筆勾勒出竹、石和鳥的不同特性，可謂妙品。但到了260年后的1952年，當一生十分崇拜八大的張大千得到此畫以后，卻在畫作右邊加上一整條紙并補足石塊以還原其全畫之面貌。張大千（1899-1983），原名正權(quán)，后改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巴人，齋名大風堂。張大千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內(nèi)江縣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灣）的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傳說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里夢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21歲時，改名猨，又名爰、季爰。他后來出家為僧，法號大千，所以世人也稱其為“大千居士”。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壇最具傳奇色彩的國畫大師，畫風工寫結(jié)合，重彩、水墨融為一體，尤其是潑墨與潑彩，開創(chuàng)了新的藝術(shù)風格，為世所重。他早年師法八大和石濤，用筆達到亂真的程度，現(xiàn)存有一些題為“八大，石濤”之“精品”即為張大千當時的仿品。

在補遺《竹石小鳥圖》后，張大千并題上：“近世好事家最重小幅，以三尺上下為度。此風彌漫南北，而吳中尤甚。于是骨董掮客一遇大堂幅，往往割裂，冀得善價。其摧殘前人心血，兇忍有甚于劊子手。此幅近得之香港，惜其斷璧，乃以意補（數(shù)）綴數(shù)筆。雖未能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竊自比于瞽者之有（于）杖，慰情聊勝也”。由此，我們才了解到原畫曾經(jīng)受過“割裂”的厄運，而大千見后的加筆使之“頓還舊觀”。從用筆上來看，張大千得八大之精髓，無論在形似還是在神似都很到位。從題跋中折射出當時的收藏理念也讓筆者深感有趣。

八大的原作為何被“割裂”？其原因只是由于當時的收藏家“最重小幅”。而八大的此圖即是由商人為謀高利切割過的一幅畫。行文至此，筆者不由聯(lián)想到當時藏家的收藏，由于品鑒愛好和條件，多好小幅，又以欣賞手卷、冊頁為貴，不時有兩三好友相聚把玩，以為樂事。比較近年來以巨幅書畫為重的市場來看有著不同的欣賞價值觀。

而此畫最具價值的地方在于中國畫壇的兩位曠世奇才——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跨越260多個春秋而結(jié)下的筆緣，這種筆墨之緣既表達出中國畫的傳承軌跡，又體現(xiàn)出后代大師對前輩大家藝術(shù)表現(xiàn)的繼承和理解，這種風云際會本身就是一段深具意義的藝壇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