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先生自言上中學(xué)時就喜歡玩碑刻拓片。其原因說得淺一些，就是過去讀書人講究寫字，以免字太難看遭人笑話。說得深一點，黃先生自小生長的江蘇常州，自然屬于“江南財富第，東南人文藪”的文化中心地域，科舉文化之下，學(xué)而優(yōu)則仕，考試則更是要求寫好字的。有清一代金石學(xué)大盛，這最初也是由寫字引起的，念書人如果不通金石無以置身于通人之列。自清中期官至督撫的阮元開始鉆研南北書派異同，到了清代后期，安徽的包世臣、廣東的康有為開始提倡寫北碑以來，摹寫碑刻之風(fēng)更是盛極一時。 
盡管黃先生曾說過：“魯迅先生喜好碑刻拓片，與我黃永年喜好碑刻拓片一樣，都是出于愛好，其中并無微言大義好言。”但是任何事都是有因緣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存在的。從學(xué)術(shù)收藏研究源流上來看，真正引導(dǎo)黃先生進入碑刻學(xué)殿堂之門的是清末曾任甘肅學(xué)政的的蘇州學(xué)者葉昌熾。葉昌熾有一部講自己如何搜羅石刻拓片的日記《督緣廬日記》流傳下來，后來經(jīng)過摘要印行，就是著名的《督緣廬日記鈔》。葉昌熾還刻印有一部筆記體的碑刻學(xué)專著《語石》。黃先生曾對葉昌熾這兩部著作《督緣廬日記鈔》及《語石》下過功夫。（圖1、圖2） 名師出高徒，最足以說明黃先生當時已具有相當高的碑刻鑒別水平，那是黃先生在復(fù)旦大學(xué)讀書時，即1947年8月17日撰寫的《漢樊敏碑與唐樊興碑》以及1948年8月30日撰寫的《葉昌熾所藏宋拓云麾將軍李思訓(xùn)碑辨?zhèn)巍穬善恼隆?/p> 前者指出：任乃強先生誤引康有為論唐《樊興碑》文字為論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文字，因兩碑均有樊府君之稱。后者則是黃先生在對葉昌熾《語石》用功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葉氏的某些說法不能成立。原來，黃先生在1945年11月里去常州某舊書店里見到一冊舊拓的李思訓(xùn)碑，借歸細讀之下，認定它是與葉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葉氏的所謂宋拓本是從同一種石刻上打下來的拓本；而且都是翻刻的偽本。黃先生在1948年8月30日撰寫的此文中使用了清儒的校碑讀碑之法，鐵證如山，挑戰(zhàn)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語石》著者葉昌熾的權(quán)威。 黃先生與碑刻學(xué)的另一因緣際會，則在于1956年隨上海交通大學(xué)西遷西安。關(guān)中為唐碑志淵藪，由于地緣關(guān)系的便利，北朝隋唐石刻拓本不斷被先生收藏，如著名的南窟石寺碑的初拓本、暉福寺碑的初拓本、原石解放后已燒成石灰的唐王忠嗣碑、1955年新出土的唐道德寺碑初拓本，有關(guān)二代尼姑在隋唐宮廷里的活動，碑陰還刻有精美的尼姑們的線刻畫像。黃先生本人的碑刻拓片收藏自此后日富，黃先生還收藏有一方交換得來的中唐人陸某墓志原石，《八瓊室金石考證》著錄，石質(zhì)堅韌，泛著墨綠色光澤，就放在先生書桌下。而且黃先生的藏品多有復(fù)本，如蘇孝慈墓志、李文墓志拓片都有數(shù)本之多。且多寫有鑒賞題跋，并深入發(fā)掘其史事。其文字精美有逾其版刻題跋。但數(shù)量究竟有多少？已發(fā)表者寥寥，目前不好估計。甚望壽成師兄編成先生金石文字記行世。 黃先生與供職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專門董理碑刻拓片的李果（字子春）先生交好。建國后在西安以及關(guān)中地區(qū)有大批墓志發(fā)現(xiàn)，尤其昭陵出土若干唐碑唐墓志，都是當時的顯貴墓志，非千唐志齋藏品之多普通官吏墓志之比。“文革”前李氏專門整理墓志，已全部完成錄文并考釋，惜未刊行。黃先生曾說：“千唐志齋大多是無名小卒，不像此地昭陵，一出土就是高水平的。”確實，黃先生藏唐《王大禮墓志》，書者敬客師，與撰寫《王居士磚塔銘》為同一人，書法精美絕倫；藏《劉濬墓志》事涉武則天時期的政治，啟功先生曾為黃先生所藏拓片題詩。 
黃先生居留長安，與曾任袁世凱時代陜西督軍陳宦的公子陳澤秦先生往還。陳澤秦先生是著名書法家，早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xué)，文史功力深厚，解放后由于出身不好，又無人宣揚吹捧，長期以來不得志。1974年1月1日陳氏為黃先生題《唐張維岳碑跋后為黃永年》：“永年作客長安，金石自娛，于有唐一代碑志，尤為留意，廣事搜訪，藏棄甚富，且博學(xué)強記，卓具史識，有志著述，鉤沉闡微，補新舊唐書之未逮，采佚綴遺，存闕補文獻于已，呈其有意乎。承囑跋尾之余，不揣冒昧，因并及此，當不以枝贅見訶？安康陳澤秦于師婁室，時甲寅二月朔。” 黃先生還與以收藏漢碑拓片著稱的謝國楨先生過從密切，一九七七年曾在謝先生府上那小小的兩房一廳居室中欣賞過謝先生那“滿坑滿谷”的漢碑舊拓寶藏。并且說解放前自己在上海見過一些漢碑明拓，價錢貴得不敢問津。只好以后就便一些關(guān)中的唐碑唐墓志拓本。后來黃先生又經(jīng)謝先生介紹，到北京故宮欣賞故宮藏品，與典守者馬子云、施安昌先生往還。 黃先生最為自豪的藏品有這樣兩種。1995年12月《碑林集刊》（三）發(fā)表《碑帖叢談》一文。黃先生在《碑帖叢談》中對自藏乾隆以前舊拓爨龍顏碑有論述，十分自豪地指出：這個爨龍顏碑用道光本（道光年間大學(xué)者阮元出任云貴總督，拓了送給金石鑒藏家劉喜海拓本）和它比勘，道光本比它損泐得較厲害的多至十五字，小小損泐的更多至六七十字，應(yīng)是乾隆以前的舊拓。而且重墨精捶，字口清晰，正如啟功教授在跋語中所說：“即使可考諸字不存，猶將稱善本，況此諸字未損者乎!”今人張生《善本碑帖錄》說北京文管處有陳文伯舊藏明末拓本，但據(jù)所附圖版和這個本子相比勘，區(qū)區(qū)一開三十字中竟有“都縣侯君”“略敦純懿”“弘度”、“南”、“不”、“子”共十三字較這個本子損泐，可見其時代在后，絕非真拓于明末。有趣的是，這個名貴的爨龍顏碑乾隆以前舊拓，先生在西安只花了兩元錢就買到手了。 黃先生1988年在中華書局《文史》二十九輯《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開篇即指出：“題為北齊武平九年的《馬天祥造像記》是前人艷稱的石刻珍品。其所以見珍，首先是形制和內(nèi)容的奇特。石刻文字通常用陰文，最早用陽文的除了《馬天祥》以外只有北魏太和二十二年的《始平公造像記》。但《始平公》只是常見的佛教造像，《馬天祥》卻是比較稀有的道教造像；《始平公》的文字是通行的八分遞變到今隸的所謂北魏體，《馬天祥》卻是八分體，而且文字是從上到下再從左到右，即所謂左行，和通常漢文之右行者不同。再一點是拓本稀罕，所謂物以稀為貴。我留心了四十年，才從友人處得到一冊話雨樓舊藏本，第一次見到享有盛名的《馬天祥造像記》的真面目。”（圖4） 
黃先生此文可奉為闡述拓片鑒別方法論的典要。從流傳有緒、時代風(fēng)習(xí)、字體損泐甚至收藏印的風(fēng)格等方面入手；特別是抓住馬天祥的“祥”字末筆，翻刻本為兩條尾巴，因原拓末筆右旁因為石質(zhì)不平拓出來好像多了一點，翻刻者不查遂有此誤；從而鑒定出此話雨樓舊藏本可能為原石舊拓海內(nèi)碩果僅存者，并解釋了北齊后主武平只有七年，而《馬天祥》作武平九年的疑問。指出“東晉桓玄稱號大亨前后只有兩年，而在今云南曲靖的《爨寶子碑》卻作大亨四年，邊遠地區(qū)或農(nóng)村山區(qū)往往不知道中朝的政治變動而仍原原有年號，《馬天祥》之署武平九年也是如此。”可見鑒定石刻拓片也貴在具有通識，歷史考據(jù)的辦法尤其靈驗。 黃先生喜愛書法，碑拓收藏是由此而起的一種愛好。1977年7月先生以文言文寫定并油印《書法源流雜論》六首包括：隸書、八分、楷書、正書，王羲之書師法鐘張，《蘭亭序》為梁陳人書，南北書派異同，唐楷，晉唐小楷不可信。后記有云：書法源流雜論既寫定，擇所綴石刻墨本題記之稍有創(chuàng)獲者，附存其后，《葛祚碑額》考訂有裨論說書體遞嬗，《爨龍顏》、《李思訓(xùn)》二刻之校勘則藉見前人撰述之不盡可信據(jù)也。” 至于碑刻拓片史事考證，雖然重視清人的研究成果，黃先生的藏書中頗有一些清人金石著作善本，但老先生過于強調(diào)探微發(fā)覆，自己相關(guān)發(fā)表數(shù)量并不太多。可是一旦刊布則多新義。如黃先生曾以一方隋代《鄧□墓志》所載職官考證府兵制衰敗，畫龍點睛之筆，這是編輯《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的前輩趙萬里先生做不到的。再如以1972年在西安買到得明碧峰禪師塔銘拓片考證《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中法力無邊的金和尚的事跡。此外，黃先生還注重碑刻的美術(shù)價值，強調(diào)指出，日本正倉院唐代木制工藝品文飾中唐草文用得比較多，這種唐草文可在整齊中寓變化，確實比較生動美觀，某些比較講究的唐碑兩側(cè)也往往刻上這種圖案作為裝飾。 值得慶幸的是黃先生畢生收藏碑刻拓片的心得，1986年曾以文言寫成《碑刻學(xué)》一書，油印行世，共二萬四千余言，為這門學(xué)科創(chuàng)立了體系。日本訪問學(xué)者氣賀澤保規(guī)曾跟隨黃先生學(xué)習(xí)碑刻學(xué)，后來曾翻譯此書為日文在京都發(fā)表，并高度評價黃先生為中國碑刻學(xué)研究的先行者。一般說來，日本學(xué)者的著作翻譯成中文是比較多的，但中國學(xué)者的中文著作譯為日文則比較罕見。由此可見，日本學(xué)界對此書的推重。《碑刻學(xué)》在國內(nèi)后來也特別受到重視，顯屬回流之舉，所謂墻里開花墻外香是也！（圖7、8） （文、圖：曹旅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