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更讓人沮喪。我相信絕大多數(shù)記者沒有惡意，他非常在乎我能夠給他們作稿子的機會，但刊登以后，錯別字，尤其是信息錯誤，太多太多了，幾乎從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錯誤信息。我自己寫完稿子至少要看兩三遍，不斷改動，一直改到我覺得說清楚了，說準確了，才會拿出去。可是現(xiàn)在的年輕記者不知道是素質(zhì)問題還是粗心大意，我無法遇見一篇清晰準確的記錄稿。

　　比如說前兩天他們讓我推薦書，我說到一本美國學者波茲曼的傳播學著作《童年的消失》，我說看了以后，對作者的觀點很“信服”。稿件刊登后，媒體將“信服”寫成“幸?！?。一本學術(shù)書，你讀了怎么會感到“幸?！蹦?？

　　類似的例子使我懷疑媒體報道的真實。我記得李敖第一次到北大講演，他說你們談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求諸己”，可是記者根本不知道“反求諸己”這四個字，就用別的字湊成一個完全不通的詞，使很要緊的一句話，變成不可理解。

　　凡是單獨的訪談，好得多。通常記者會遵守事先的承諾，時間再緊，也會把文稿發(fā)到我郵箱里讓我再過一遍，這樣錯誤就會避免。

　　現(xiàn)在我只要看到一大群記者坐在下面，真的很害怕。但宣傳書的活動我不能不去。比如前幾天我跟梁文道在新書發(fā)布會上做訪談，電視臺錄播，我們倆談的大部分意思不能播出。記者得交差，最后就問些八卦，比如你們心目中最漂亮的女人是誰？《荒廢集》中正好有一篇我談論飛行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節(jié)寫到飛機上巧遇范冰冰，于是雷天引這一段。好，第二天幾乎所有媒體報道把這場對話變成談論美女，有一家媒體的標題竟是“陳丹青梁文道共話范冰冰”，可是梁文道沒一個字談范冰冰，而兩個小時的嚴肅談話，成功地變成無聊，這對范冰冰也很無禮，她無辜地作為話題給消費了。

　　我相信我說這些，大家會笑:這算什么，媒體從來就是這樣。可是我得告訴大家，我在乎。媒體這么任意把你捏來捏去，最后我會害怕，走開。我猜這不是媒體樂意看見的事——我在清華混，混到最后只得逃走，現(xiàn)在我跟媒體混，混到最后，也只好逃走。你把一個人弄到逃走，不想跟你玩，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嗎？

　　讀書報:您在美國待了這么多年，美國的文化期刊、報紙副刊是什么樣的狀況？

　　陳丹青:我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事情，但好得多。它有專門的八卦欄目，有娛樂新聞，也會耍明星，曝丑聞，但比較有根據(jù)。它做錯了，立刻會有輿論反彈，別的媒體會表達:你這么做是錯的，有的會走法律途徑，你要負責，要賠錢。人文藝術(shù)的報道，據(jù)我的印象，沒有國內(nèi)這種情況，很嚴肅，很高端，如果批評你，耍弄你，段數(shù)高得多。因為弄得太過分，他要面對后果的，在中國，這類事誰會負責？

　　國外媒體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我們這里是混掉一篇是一篇，把你耍一回是一回，稿件交差了，有眼球看了———其實未必有什么眼球看，大家都油了，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人的言論，對媒體而言，就是抓點談資，填版面。整個媒體的信譽、素質(zhì)，就是這么越來越低下，就像教育一樣，把一切弄壞掉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