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默
從“雕塑”的學理解讀，可得知以下信息：又稱雕刻，是雕、刻、塑三種創(chuàng)制方法的總稱，也是材料方式的特定指代。而用上述方式完成的作品，幾乎貫穿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各個階段，也成為文明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從古希臘、羅馬的雕刻作品中，從漢唐遺存的大量作品中，均不難找到很好的學理物證。新中國成立后，本土的在前蘇聯(lián)老大哥的經(jīng)驗和技術平臺上發(fā)展起來的“雕塑”，有了較為完整的體系框架，并從專業(yè)學院入手，形成教、學、產(chǎn)鏈接有序的本土模式。
當然，那些傳承有序的傳統(tǒng)民間雕刻，也在持續(xù)發(fā)生著文化積累作用，在此暫不討論。雖然這種堪稱中國特色的模式帶有較大的片面性，甚至其僵化的教學理念存在著有損藝術本質(zhì)的嫌疑，但客觀地說，在半個世紀并不順暢的發(fā)展積累中，從學院里走出了一批批為數(shù)可觀的“雕塑”人材，已成為本土的藝術力量中堅。這期間，優(yōu)勝劣汰的法則作用，和現(xiàn)當代藝術的深度影響，使得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而留下的，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活躍藝術家。這種“活躍”，對今天景氣指數(shù)偏低的“雕塑”界而言，難能可貴，十分重要。但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世界經(jīng)濟和文化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當代藝術正以不可思議的規(guī)模和速度，顛覆著我們既有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秩序，重新洗牌的雜亂和陣痛不可避免。這期間，人們注意到了被主流忽視的尷尬，既存有對“雕塑”生態(tài)前景不甚明了的迷茫，也有因其昔日的輝煌而仍然揣著的沉重希望。簡言之，振作再起并呼喚強勢回歸，乃是明智之舉。
近日讀到劉禮賓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國“雕塑”學會主辦的《觀念與轉型：中國當代雕塑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值得思考：“在這次研討會上，有些發(fā)言者針對雕塑家的‘身份’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焦慮(例如隋建國)，做出了自己的闡釋(例如殷雙喜)，有些發(fā)言者積極拓展當代‘雕塑’概念的外延(例如馮博一)，老一輩批評家劉曉純更是提出了以‘反雕塑’的思路推進雕塑創(chuàng)作，讓人耳目一新。在筆者看來，隨著藝術創(chuàng)作的推進，原有的‘雕塑’概念必然被拓展，‘雕塑家’身份必然會變化?！?/p>
其實，在這個研討會上被大家共同“焦慮”的“身份”問題，是中國本土特有的將藝術中的材料表達方式，用意識形態(tài)邏輯強制僵化的結果。如同“美術”之于“藝術”、“國畫”之于“水墨”、“美學”之于“感性學”等等，要么生造要么硬扯的延續(xù)近一個世紀的混亂的學理概念一樣，概念不清，學理焉得?將“雕塑”材料方式用“家”來固定，如同烹飪師因其善長的多種菜品之一的回鍋肉而被尊以“回鍋肉師”一樣，將“師”微縮至“肉”VS將“家” 微縮至“材料”，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有耐心再以材料細分追之，是否還該有“泥塑家”、“木雕家”、“鑄鐵家”、“鍛銅家”、“制陶家”、“鑿石家”……?問題不在于材料方式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以及對使用者的管理體制和文化機制。近年來，隨著對外藝術交流的不斷增強，已鮮見出國者的名片上再印什么“油畫家”、“水墨家”之類，而基本通用“藝術家”概念。從藝術材料方式的交插互補能豐富表達的原理中不難看出，一個藝術家的方式的“雜”，也許會贏得更多可能。現(xiàn)成的例子是畢加索你無法給其定“家”;吳冠中也因其油彩水墨的交織而令“家”不知所蹤;方力均、周春芽做“雕塑”及蒼鑫方式的高度“混亂”，都導致了給他們以材料安“家”的困惑。我們之所以仍約定俗成地還按“雕塑”、“油畫”等分類使用，那僅僅是用一種符號編碼模式去稱謂指代某些概念和所含內(nèi)容，并不認同將“符號編碼”歪曲、偷換、僵化。
隋建國作品
從“雕塑”的市場屬性解讀，則不難看出多元混雜的局面。近幾年，隨著當代“油畫”市場的不斷升溫，昔日風頭強盛的“雕塑”卻沒有顯示出團隊在今天的優(yōu)勢，整體行業(yè)形象在忽明忽暗中沉浮，似有落伍嫌疑。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展望、隋建國、向京、陳文令、李占洋、焦新濤、師進滇等藝術家的作品在當代藝術市場認知度的日益升高;一方面，一批二、三十年前的高手，要么轉向，要么消聲，要么匿跡，也使得行業(yè)信心和重心下滑;一方面，一批中青年藝術中堅，雖然他們的作品在觀念和形態(tài)上不斷突破，并顯示著良好的上升勢頭，但苦于“雕塑”整體生態(tài)的萎靡，加上材料方式的受限，出展和出場的機會不多，市場屬性自然打折。各種問題的匯集，必然形成整體結果的不佳。
近一段時間，圍繞“雕塑”的當代性問題的討論日漸增多。其中批評家王林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雕塑創(chuàng)作正面臨兩個市場的誘惑。一個是公共雕塑市場，在這個市場中的國家資本以權利資本的方式運作金錢資本，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利益潛規(guī)則起著主導性作用，此一范圍內(nèi)討論藝術的公共性其意義極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樹立公民權利的社會中，這種討論不過是紙上談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紙’而不是‘兵’，是公民權利問題，是藝術自由創(chuàng)作即個體意識的呈現(xiàn)問題。另一個市場是正在開始的個人作品收藏，其運作從個人風格開始，受經(jīng)濟規(guī)律和市場規(guī)則的制約，是有利于個體創(chuàng)作的。但操作過度則容易將雕塑家凝固在既成的風格樣式之中，逐漸失去和當下文化現(xiàn)實的直接聯(lián)系。所以，我們不能把關于中國雕塑創(chuàng)作的討論全部納入市場范疇。創(chuàng)作問題是一個精神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才是批評關注的焦點與重心?！倍慕Y論也意味深長：沒有個體性，哪來公共性?進一步推理，個體是公共的基礎，公共是個體的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