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彭薇彩墨花卉初作 我于國畫，本不該有什么意見，因為是近年擺開倪瓚沈周董其昌的畫冊作幾件油畫寫生，一筆筆描摹著，這才仿佛睜眼看見了 “國畫”，可是當(dāng)青年國畫家彭薇拿她的彩墨花卉給我看，并要我寫幾句話，卻又無從說起了。 感觸自然是有的，譬如，作者出生70年代，該算是所謂“新新人類”，至少是國畫圈的新生代、新面孔吧，而她的畫路，一眼看去，卻是傳統(tǒng)的，甚或顯幾分“老舊”：設(shè)色的明滟，有點陳道復(fù)趙之謙的意思，畫局的節(jié)約，有點吳昌碩齊白石的余緒，但真要拿去對照，便即蹤跡渺然。其中有幾幅相當(dāng)可看的，墨色腴潤，花枝圓滿，局面簡單到正好，雖說筆力嫌弱，卻是女心盎然。在目下種類蕪雜的“實驗”性國畫中，這批作品以其毫無“新意”而換取我的注意，念作者初出畫道，何以如此？這里面，仿佛有什么消息在。 才剛閉幕的百年中國畫展，總算給我們有機會捋了一遍早該結(jié)算的流水賬。大致的印象是：清末民國，不外“因循”與“革命” 兩路，到了建國以來，則相率革命，幾乎清一色“新國畫”：從古典題材的內(nèi)容轉(zhuǎn)換，到傳統(tǒng)體裁的悉數(shù)廢棄，近二十年，則“新國畫”一路新到仿效歐美超現(xiàn)實主義的重重光影與細節(jié)堆砌，新到任意扭曲形象而近于設(shè)計，形同裝飾，好似放大的卡通、宣紙的涂鴉……“新”，是新中國幾代國畫家的集體意識形態(tài)與總綱領(lǐng)，得失對錯，姑不論，倒是十多年前半路殺出的所謂“新文人畫”，棄 “新”圖“舊”，止步于國畫革命漫無約束的邊界，追溯歸宗，從古人那里翻尋圖式，拼湊出一批其“舊”亦“新”的作品，雖說也不免卡通、涂鴉的精致化與格式化之嫌，但在老一代國畫“新黨”逐漸退出歷史，早期“新國畫”終于顯得其“新”亦“舊”的今天， “新文人畫”至少局部喚醒了傳統(tǒng)中國畫的表象記憶，而不少作者是有才氣，有主見的，那是革命后的冷靜與省思，是革命革到途窮之時，傳統(tǒng)從遠距離返照的一縷回光，一筆偏鋒，這可是當(dāng)年的國畫新黨料不到，古人更料不到的——傳統(tǒng)，你說它是累贅也罷，說它是遺產(chǎn)也好，它還是在，還是厲害，它可以是陰影，也可以是光照，端看不同時代的作者，怎樣以不同的畫眼看待它。 國畫革命的世紀爭論，有益而無益。到了動手作畫，實踐與詞語，規(guī)律與主張，畢竟兩回事。筆墨等于零？筆墨等于一切？有理無理，終躲不過“筆墨”二字，而筆墨落在宣紙上，總要化開來，這是誰都無奈何的事。能試的試過了，要看的看到了，百年國畫，其景觀不在畫，而是這百年光陰好幾代人的剛愎、幼稚、摸索、掙扎……至于黃賓虹齊白石輩，按四舍五入法結(jié)算，都該歸入傳統(tǒng)大賬的余篇遺頁，只因其才如斗，其時未遠，仿佛于本世紀“新國畫” 平添榮耀似的，其實不過是幾位老人的高壽所致，他們，畢竟活在 “國畫革命”的彼岸，后來的革命家并未后來居上，青出于藍，而國畫革命，終于是走到國畫的此岸——唯見“此岸”，不見“國畫”了。 “國畫革命”雖或出于歷史的不得不然，也確留存幾幅傳世之作，其后果，則如百年中國的種種革命，開裂文化藝術(shù)的累累斷層，斷層的此端，頭一批國畫新人，便是“新文人畫”群落。他們多數(shù)出生在叫囂革命的五六十年代，而竟自然而然成為“國畫革命”的 “反動派”。他們偏要畫舊時的才子佳人而不畫工農(nóng)兵，偏要畫超時代的山水畫而不畫新中國的新天地，國畫革命所唾棄者，他們撿起，國畫革命所主張者，他們唾棄。他們，其實仍該屬于“革命” 的一代：革“國畫革命”的命……但是話也就不必說下去，說下去，又入了國畫爭論的話語泥沼，我們還是來看年輕人的畫。 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國畫家，革命意識終告厭倦、淡漠，以至隔閡了。所謂“代溝”，雖是令人困擾，但其實有代溝還比沒有好。世紀之初的國畫革命亦無非起于代溝，不然國畫實在要因循到生趣全無，而今國畫革命恣肆百年，也還要有新的代溝來淌開這攤渾水，此即所謂文化的周期，歷史的規(guī)律吧。新文人畫一代刻意地要來反其道而行之，是因他們于國畫革命記憶猶新，猶如同堂的 “父子”；今天的年輕國畫家，則進退之間不再聽命于前代的是非，好比隔代的“祖孫”。國畫革命的理論話語對他們均難起到依附或左右之效，他們畫國畫，玩水墨，不見得非要怎樣，也未見得非要不怎樣，一如油畫新生代擺脫了“油畫民族化”符咒，油畫便出離意識形態(tài)而復(fù)返繪畫的工具之一。今之國畫新人與其他畫種的新生代同行在創(chuàng)作觀上已經(jīng)了無介蒂，他們放手描繪當(dāng)今時代的風(fēng)流人事，但不再刻意標榜時代感；他們營造種種匪夷所思的形象與圖像，也不見得出于拓展國畫表現(xiàn)力的雄心；他們更以紙墨工具去做種種逸出國畫界外的觀念作品，結(jié)果要比老一代國畫革命家走得不知遠多少，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國畫”的名分……此外，或也出現(xiàn)極端“私人化”的個例，無意于當(dāng)代國畫的各種流行標簽或?qū)嶒烇L(fēng)格，以“無立場”為立場而入于筆墨實踐，即如眼前見到的彭薇的畫：她只是畫幾朵花，配幾片葉子，落款蓋章，掛起來看看，全不為“革命”情結(jié)與作風(fēng)“新舊”所擾，反倒與古人——而不是“傳統(tǒng)”——神會而交遇，仿佛平行：古人當(dāng)初的畫興，也不過臨花起意，欣然命筆，哪有后人那許多妄念……
? 革命遠矣。今日年輕的國畫家畫國畫，要之，恐怕只為好玩，即便誰要來存心地慕古仿古，這斷根既久的一代也是欲師承而無師，要因循亦無因，可資照看者，恐怕是近年頻頻面世的古典國畫精印畫冊，憑借這遲來的出版物，“傳統(tǒng)”在印刷品上恢復(fù)了文化的記憶。 以我的猜測，彭薇的畫路與畫興，其實是將古人的若干新版集冊置于案頭，隨手作游戲的參照，參照的游戲，這游戲，今之西人倒是早有精確的說法在，即歐美后現(xiàn)代繪畫對于印 刷品——通稱 “現(xiàn)成品”——的所謂“戲仿”，其妙要，在“戲”，而不在“仿”，因后現(xiàn)代有一路畫手也不過出于現(xiàn)代主義繪畫革命的世紀硝煙，既經(jīng)看破，便來與革命前的諸般傳統(tǒng)圖像資源妥協(xié)而對話，如美國的 Doyle，挪威的Nerdrum ，意大利的 Arcevia和Mariani，俄國的Maslov、Kuznetsov及Tobreluts，他們每取文藝復(fù)興到普桑的現(xiàn)成圖像作種種“變體”的藍本，其效，說是“因循”而毋寧定義為“抄襲”——彭薇的筆戲想必未曾與前述西洋畫家有任何牽連，唯其同是繪畫革命的隔代后生，則作畫的動機便仿佛有暗通之處，其理，乃“因循”者被動，勢必弱化為傳統(tǒng)經(jīng)典價值漸失的副本， “抄襲”者主動，而宛然轉(zhuǎn)化為古典文本語意復(fù)雜的回應(yīng)。我們?nèi)粢浴皯蚍隆币辉~移來審視中國文人畫，則“抄襲”的美學(xué)自董其昌即早有端倪在，爾后諸家沿襲，公然在圖式與題款中指涉來源，借著與經(jīng)典文本的復(fù)合重疊而自傳統(tǒng)漸次剝離，確認自身的主張與位置……但這都還是洋人的說法，相對于近世西方繪畫汲汲于涂舊標新，興風(fēng)作浪，中國古典繪畫的流變則從來波瀾不興，是一繁衍持續(xù)的超穩(wěn)定狀態(tài)，若說其間有風(fēng)格畫路的差異，也僅因人而略有小異，因時而發(fā)生微變，蓋“因循”一詞若非出于貶義，其實倒近于道家的無為而為，順其自然。百年內(nèi)興國畫革命，其實是為被動而劇烈的西化運動所裹挾，外因過于龐雜，而內(nèi)因遂逐步喪失了機變的可能性，其中原委，此處理不清。實在說來，國畫革命的“災(zāi)區(qū)” 與“誤區(qū)”多在人物與山水，傳統(tǒng)花卉畫體裁相對封閉而靜態(tài)的空間，似乎天然地難有國畫革命置喙的余地，雖則式微久矣，但并不存有難以銜接的斷層。 這些大道理，彭薇自己或許全不想到，也不在乎，以我旁看并挑剔這批淺嘗未止的作品，仍未脫盡新國畫既有的套路，質(zhì)薄而微甜，尚欠花卉畫領(lǐng)域諸般傳統(tǒng)“修辭”，然可貴者是在沒骨與設(shè)色能夠心手相應(yīng)，頗具靈氣。其中幾幅描繪明清官窯，逸出題外，以瓷具作靜物設(shè)置，局外局，畫中畫，無意間觸及以“現(xiàn)成品”入畫的觀念。而近期的墨石與牡丹系列，尺幅大，難度增，卻能局面漸開，品相端雅，與明清的畫意章法初呈會合之勢，顯見作者已然主動解讀并修習(xí)傳統(tǒng)花卉畫的“文體”與“句法”，這在同齡寫意花卉畫作者中似乎不多見，雖運筆的骨力遜于墨色的烘染，但居然氣勢酣暢，畫意圓融而俊秀，至于書法題識等一整套紙面規(guī)矩，是還要狠下工夫，從長計議。以我的偏見，作者既是雅好前人的畫路，自當(dāng)依次上窺諸如何濂、藍瑛、王谷詳、孫艾、陸治、唐寅、姚綬、張遜、王淵，以至錢選的畫境，倘若出以雖不能之、心向往之的誠意，由臨寫而羅致，借效仿而識髓，久之，或竟能自出意外的篇幅也未可知，且看作者能否從此自懸難度，計較品格，進而探訪宋元花卉畫傳統(tǒng)的淵藪，如此，或許真該走成一條反方向的正路。 不過這都是后話，以彭薇的年紀，畫下去，路正長——自宋及清，中國花卉畫遺落的一大批珠玉之作，近已在新版圖冊中呈露其榮華富貴，其間多少妙旨亟待今人恭謹認知。國畫革命的遺患，實于傳統(tǒng)無傷，而在賞鑒的眼光逐代昧失，傳統(tǒng)的泯滅，似亦非如國畫革命論所說是為必然，今借彭薇的初作從旁議論，不為辯說什么道理，只為小小的訝異：傳統(tǒng)畫道的隔代傳遞，真是曲折難料，所謂老樹青枝，舊苑新人，眼前，即便作者僅只初涉清人的傳統(tǒng)，我以為亦足可喜，亦便可期。（2002年元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