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張允和。張家四姐妹，個個蕙心蘭質，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顧傳，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李懷宇 你和你太太兩家都很有家學淵源，有學者還專門研究“張家四姐妹”，當作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縮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張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 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寫過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于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并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xiāng)丁憂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里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上海、蘇州興辦新式教育。他用父親傳下來的財產，廣辦學校。后來，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跟他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財產專門用來辦教育，主張自己的錢不給兒女，只給兒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tǒng)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圣陶在我丈人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大笑）

李懷宇 你和張允和相愛的經歷是怎樣的？

周有光 我與我的老伴張允和結識，是因為我的九妹在張允和父親辦的學校里讀書，并且與張允和是同班同學，這樣張允和就經常來我家玩。我和她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里，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當時我的一個老師在浙江杭州創(chuàng)辦新式學院，要我去教書，我大概教了兩年；而她本來在上海大學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我當時在杭州教書。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笑）。我給你講一個有趣的事情：一個禮拜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后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說：“怪不得她中國話講得那么好！”（大笑）后來我們都離開杭州，結婚了。結婚之后，我丈人給張允和兩千塊錢做嫁妝，那個時候兩千塊還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我們就用這兩千塊去日本讀了一年書。我們七十多年的婚姻的確很幸福。

李懷宇 聽說你們結婚以后從來沒有吵過架？

周有光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我們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里，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還有，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外國一個哲學家說：“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是完全對的。譬如，夫婦兩個為了孩子生氣，孩子做錯了一點事情，就大動干戈，實際上就是懲罰自己。我們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