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時期是史學家對春秋之后、秦滅六國之前的歷史時期的稱謂，是我國繼東周列國以來的又一個諸侯割據的時代。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戰(zhàn)爭230次。戰(zhàn)爭打起來，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西漢末年的劉向，將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資料編成一本書，取名《戰(zhàn)國策》，從此，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戰(zhàn)國時期。在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爭十分激烈。其中，諸多中小諸侯國家已被吞并，最后剩下的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個諸侯強國，就是通常所講的“戰(zhàn)國七雄”。由于秦國的商鞅變法發(fā)揮了富國強兵的重要作用，秦國終于后來居上，逐一滅掉了其他六國，完成了“秦王掃六合”的統一大業(yè)，從而結束了這一戰(zhàn)爭頻繁的時代。

在戰(zhàn)國時期，我國的工業(yè)、農業(yè)、商業(yè)、交通等并沒有受到戰(zhàn)爭的影響，各諸侯國之間互相促進，相互發(fā)展，如都江堰、鄭國渠、鴻溝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僅促進了當時農業(yè)的發(fā)展，而且造福后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學術方面，百家爭鳴，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先秦文化，對后世有極大的影響。

戰(zhàn)國時，手工業(yè)得到大力發(fā)展，冶鐵、青銅器鑄造、漆器、絲織業(yè)的生產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青銅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鑄、焊接、失蠟法和金銀嵌錯工藝，產生了在銅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紋工藝，器型輕薄靈巧，花紋細致繁復，具有高超的技術和藝術水平。雖然由于鐵器的推廣使用，銅制工具越來越少，但是仍有許多精美的青銅器物產生。

第一節(jié)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概述

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社會處于劇烈變革的時代，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文化藝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此時，商周以來的青銅禮器逐漸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卻得到了普遍發(fā)展，如銅鏡。銅鏡在戰(zhàn)國時期，至少在統治階級中已經普遍使用。古文獻中有許多關于戰(zhàn)國人使用銅鏡的記載，如《戰(zhàn)國策·齊策》中“朝服、衣冠窺鏡”，《楚辭·九辯》中的“今修飾而窺鏡兮”等。戰(zhàn)國銅鏡能夠取得大的發(fā)展，主要原因是：第一，鐵工具在銅器制造業(yè)的使用，為作坊內部更細密的分工、創(chuàng)造新技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第二，經過商周以來的發(fā)展，至戰(zhàn)國時期，銅鏡的合金比例已趨于科學和穩(wěn)定，大大提高了實用效果。戰(zhàn)國銅鏡以它規(guī)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裝飾紋飾，標志著中國古代銅鏡已經從早期的稚樸走向了成熟。

此外，戰(zhàn)國時期有青銅樂器，無論數量上、制造工藝及木架的裝飾方面，都達到了一個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其用料是銅、錫、鋁合金，全套編鐘上裝飾有人、獸、龍等花紋，鑄制精美，花紋細致清晰，并刻有錯金銘文，除了樂鐘裝飾精美外，它的青銅裝飾附件也是十分華美的，如鐘架橫梁兩端的浮雕、透雕的龍、鳥和花瓣的青銅套，支撐棟梁用的六個佩劍的武士等等。這樣精美的青銅樂器及其附屬物，表明了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精湛，同時在音樂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這個時期各類青銅器的造型各具特點，在裝飾藝術及工藝方面涉及很多門類，就其大類來說，包括圖案、書法、繪畫、雕塑等，也可以說其工藝集各類藝術之大成。如青銅器上圖案的運用，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帶有規(guī)律性的裝飾手法，如充分利用對比度、呼應、虛實、疏密有節(jié)奏的變化，曲線和弧線的反復運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運動感等。書法應用主要體現在青銅器的銘文上。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多出自于各諸侯國，因此字體多變，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襲商周時期的字體，還有錯金字、鳥蟲書等，通過這些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我們可以對當時書法窺見一斑。戰(zhàn)國時期的繪畫作品我們所能見的就是區(qū)區(qū)幾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青銅器上的圖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當時繪畫成就，這是戰(zhàn)國青銅器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時期一些青銅器上的圖案可以作為繪畫來欣賞，如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戰(zhàn)斗、狩獵、宴飲、車馬、建筑等圖案，構圖簡單，線條質樸，刻畫嫻熟，有的達到了形神兼?zhèn)涞某潭取４送猓€出現了用銅澆鑄的動物塑像、人俑，這與現在的雕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二節(jié)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紀上半葉）

這時的青銅器，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戰(zhàn)國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共同點很多，但是戰(zhàn)國早期的器物有一些自然演變的特點及時代特征。

戰(zhàn)國時期·錯金銀刀把

1造型特征

鼎類的形制與春秋晚期的同類鼎相類似。但是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號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體呈扁圓，斂口，有蓋，附耳，短蹄足形，這種形體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發(fā)現。山彪鎮(zhèn)1號墓列鼎五具，器體呈扁圓的形狀且上下勻稱，三足極短，腹底離地不遠；同墓出土的貝紋鼎，形制也與此相同。這類扁圓形短足鼎，在戰(zhàn)國早期的三晉戰(zhàn)國·二人獵豬扣飾地區(qū)首先流行使用。另一種所謂聯襠鼎或短鬲足鼎，實際上是采取軟接觸的做法將過短的足與器腹相連接，是新設計的造型，大約是把短足鬲的形體移植而來。

在這一時期大多為分體式，原平峙峪出土的　與風翔高王寺戰(zhàn)國窖藏所出土的形式類同，鬲口處有一圈上斜的圓盤，用來盛放甑內蒸汽冷凝后的水，使之回流于鬲中，而不會溢出。此戰(zhàn)國早期　中的新式樣。

戰(zhàn)國·龍耳簋

戰(zhàn)國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一對大尊缶、聯襟大壺帶有華麗套口和蓋，可懸置在冰鑒內的大口方形尊缶等，這些都是絕無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鎮(zhèn)1號墓所出土的青銅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蓮瓣蓋壺，形體類似趙孟介壺而稍低。同類的器形也見于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蓋上有的立有展翅的鳳鳥。此類壺為戰(zhàn)國早期的典型式樣。較大的墓中也出土蓮壺，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出土的一件蓮壺，形體近似蓮瓣壺，腹稍大而深，頸蓋上有小環(huán)鈕，兩肩放置一活動的鏈式提梁。莒南大店1號墓出土的蓮壺，腹部更有一可系繩的鼻，曾侯乙墓則出土有長頸鼓腹的蓮壺。傳世的蓮壺大多為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所出壺的樣式。此外，在北方地區(qū)，還有瓢形壺，有鋬可執(zhí)，鋬或有鏈與壺蓋相連。春秋晚期流行的一般壺的式樣，這一時期內仍然可以經常見到。

水器中以盤匜最為常見，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鑒也有發(fā)現。

2花紋與裝飾

就題材而言，戰(zhàn)國早期的紋飾仍然是交龍、卷龍或蟠龍等龍的世界。山彪鎮(zhèn)1號墓的龍鈕鐘，隨州擂鼓墩曾侯墓編鐘上都是新穎而復雜的交龍圖案。擂鼓墩2號墓編鐘上神人騎龍的紋樣，是另外一種構圖。另一變化是圖像的變形有所增加。山彪鎮(zhèn)1號墓的豆，主紋是圈點和小翅形的集合體，是交龍紋的省略和變形；同墓出土提梁壺和鑒的腹上密集的圈紋則是舊日的蟠龍紋、獸目紋的蛻變。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編鐘上，交龍紋已經變?yōu)榧虆采偷募y飾。此類變形紋飾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經出現，到戰(zhàn)國早期更為發(fā)展。還有一個變化就是純粹幾何紋飾母題的出現，戰(zhàn)國時期·銅鎏金青銅豆諸如曾侯乙墓青銅器上鑲嵌的幾何云紋圖像，琉璃閣1號墓所出土的鑒的下腹復雜的三角云紋及涪陵小田溪編鐘的錯金云紋等。純粹的幾何紋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見，而且也非常簡單。戰(zhàn)國早期描繪水陸攻戰(zhàn)、燕樂、采桑等活動的畫像很多，山彪鎮(zhèn)1號墓的水陸攻戰(zhàn)紋鑒、狩獵紋鈁，成都百花潭的鑲嵌燕樂紋壺，及陜西鳳翔高王寺戰(zhàn)國銅器窖藏鑲嵌射燕壺等，都是這一時期施用這類紋飾的典型代表。

3銘文特征

戰(zhàn)國早期青銅器銘文與春秋晚期的青銅器銘文沒有特別突出的區(qū)別，這時一般作器紀事型的銘文減少了許多。鐘上作器紀功的銘文與曾侯乙墓編鐘記載樂律數千字的銘文都是獨特的現象，不帶有普遍性。

二、中晚期（約公元前4世紀中葉—前221年）

封建社會初期的青銅器由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發(fā)展到極為鼎盛的階段，到戰(zhàn)國中期以后逐漸衰退，但是就整體來說，并不排除少數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鑄造工藝與藝術的裝飾，也差于春秋早期和戰(zhàn)國初期的盛期。青銅器在戰(zhàn)國中、晚兩期時的發(fā)展區(qū)別并不是很明顯，因此兩期合一來敘述。

1造型特征

山西長治分水嶺12號、25號墓、輝縣趙固第1號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紀20年代發(fā)掘的安徽壽縣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銅器群，20世紀20年代發(fā)掘的洛陽金村古墓中的戰(zhàn)國中晚期青銅器等都是這一時期考古發(fā)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戰(zhàn)國中期器群的，當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壽縣李三孤堆被盜掘的楚王楚杵墓內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紋飾風格比較一致，屬于楚國末期的標準器。

戰(zhàn)國·提鏈三足暖爐

鼎類青銅器南北風格迥異。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蓋鼎，這種鼎本是三晉時流行使用的一種傳統式樣，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細孔流鼎就是很少見的了。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墓出土有附耳扁圓體平底的高足鼎，同樣的型式也見于江陵藤店1號墓，這完全不同于三晉時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蓋或沒有蓋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來越多樣和雄壯，形制也較大。

此時期的　已經不是很流行了，鬲也并不多見，敦仍然是圓形的和扁圓形的上下對稱的兩種。方座簋只在壽縣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見到過，是戰(zhàn)國·五連盞燈器座較低體形收縮的蛻化式樣。豆類器為長柄的，燕晉都有。壽縣楚王陵所出土的長柄豆，柄有節(jié)，蓋有三鈕，可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發(fā)現，如江陵藤店1號墓就出土了有長柄的方豆。

酒器類中變化較為明顯的是壺，有方壺、扁壺、環(huán)耳圓壺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還有鑲嵌的方壺，工藝非常精湛。方壺或鈁這一類器是這一時期內具有時代特征的器物。壺的新型式樣還有許多種，如細長頸多鈕壺、小口短頸大圓腹壺、蛋形壺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稱為方罍。三門峽上村嶺5號墓出土的有鑲嵌方罍，形體較低且肩寬，附耳可挹酒。同類器中，還有小型的傳世。戰(zhàn)國中國·楚式劍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盤、匜、鑒。巨型的鑒在本時期內減少很多。三門峽上村嶺5號墓出土的四龍耳鑲嵌方鑒，是新的式樣。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縮平底雙耳盤，耳有環(huán)，器壁很薄，有的還有刻花髹漆。

2花紋與裝飾

戰(zhàn)國中晚期的紋飾變化十分顯著，除了戰(zhàn)國早期的某些紋飾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現了許多嵌金、銀、銅、綠松石，以及其他物質的幾何變形圖案，有云紋、菱紋、勾連紋、三角紋等。這種變形的幾何紋編排規(guī)律，又富于變幻的絢麗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戰(zhàn)國中期的幾何變形紋飾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龍鳳方案座、嵌金銀翼龍、嵌金銀綠松石鈁，還有記伐燕之功的陳璋壺等。楚墓中許多環(huán)耳壺也大多施加幾何紋飾，有的是以變形幾何紋、狩獵紋及神話題材畫像相間的裝飾，如琉璃閣56號墓的21號、22號鈁上的圖像就是如此。此時還出現了刻紋畫像。這種紋飾是用極銳利的尖刃刻鑿而成的，而不是范鑄后鑲嵌的，如琉璃閣1號墓的刻紋“奩”、輝縣趙固的刻紋“樓室燕樂”盤、長治分水嶺12號墓的刻紋戰(zhàn)國·鳥紋三足鼎人物車馬建筑殘匜、長島戰(zhàn)國墓刻紋人物車馬建筑殘匜等。這種紋飾只能在煉優(yōu)質銅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出現。此外，素面青銅器大量出現。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后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紋飾的素面器，至于中山王鼎、方壺則利用器物的素面鑿刻大量銘文。對以大量紋飾為特色的中國青銅器來說，素面器的流行被視為紋飾衰退的表現，也是一種時代的印跡。

3銘文特征

在銘文的內容上，春秋時期銘文上的頌揚先祖、祝愿家族團結、昌盛之類的套語仍然存在，但已經少得多了。此類銘文僅在田齊銅器中延續(xù)了較長一段時間，其他列國的器物上發(fā)現得不多，一般銅器上的銘文只是較為簡單地記明鑄器的事由與器主。戰(zhàn)國中期以后，隨著集權政治的進一步發(fā)展，政府對與兵器、度量衡、錯金銀流鼎有關聯的手工業(yè)加強了控制，使得銘文的載體大為擴展。同時在銘文中出現“物勒工名”的內容，記載負責監(jiān)制青銅器的官職名號、工長名與直接鑄作器物的工匠名，還有的酒器、食器則記置用地點與掌管者官職，量器記容量、重量及使用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