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shù)千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帝,反對在甲午戰(zhàn)爭中敗于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此被稱為公車上書,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是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 道家也肯定人間秩序與一切價值有一超越的源頭,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體。“道”不但是價值之源,而且也是萬有之源。但是在中國人一般的觀念中,這個超越的源頭仍然籠統(tǒng)地稱之為“天”;舊時幾乎家家懸掛“天地君親師”的字條便是明證。我們在此無須詳細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涵義。我們所強調(diào)的一點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不以為人間的秩序和價值起于人間,它們?nèi)杂谐碎g的來源。近來大家都肯定中國文化特點是“人文精神”。這一肯定是大致不錯的。不過我們不能誤認中國的人文精神僅是一種一切始于人、終于人的世俗精神而己。 僅從價值具有超越的源頭一點而言,中、西文化在開始時似乎并無基本不同。但是若從超越源頭和人間世之間的關(guān)系著眼,則中西文化的差異極有可以注意者在。中國人對于此超越源頭只作肯定而不去窮究到底。這便是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西方人的態(tài)度卻迥然兩樣,他們自始便要在這一方面“打破砂鍋問到底”。柏拉圖的“理型說”便是要展示這個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這是永恒不變、完美無缺的真實(或本體)世界。而我們感官所能觸及的則是具有種種缺陷的現(xiàn)象世界。盡管柏拉圖也承認這個真實世界是不可言論的,但是他畢竟還要從四面八方來描寫它。亞里士多德的“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動因”(first unmoved mover)也是沿柏拉圖的途徑所做的探索。所以柏、亞兩師徒的努力最后非逼出一個至善的“上帝”的觀念不止。這是一切價值的共同來源。 但是希臘人是靠“理性”來追溯價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這個任務(wù)。希伯來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補了此一空缺。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決不全出于歷史的偶然。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上帝正為西方人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據(jù)。宇宙萬物是怎樣出現(xiàn)的?存有是什么?一切人間的價值是從何而來的?這些問題至此都獲得了解答。不過這種解答不來自人的有限的理性,而來自神示的理性(revealed reason)而己。神示和理性之間當(dāng)然有矛盾,但是這個矛盾在近代科學(xué)未興起之前是可以調(diào)和的,至少是可以暫時相安的。中古圣托馬斯(St.Thomas)集神學(xué)的大成,其中心意義即在于此。西方的超越世界至此便充分地具體化了,人格化的上帝則集中了這個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萬有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所有價值的源頭。西方人一方面用這個超越世界來反照人間世界的種種缺陷與罪惡,另一方面又用它來鞭策人向上努力。因此這個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現(xiàn)出無限的威力,但是對一切個人而言,這個力量則總像是從外面來的,個人實踐社會價值或道德價值也是聽上帝的召喚。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人必須遵行上帝所規(guī)定的法則,因為上帝是宇宙一切基本法則的惟一創(chuàng)立者。西方所謂“自然法”(Natural Law)的傳統(tǒng)即由此而衍生。西方的“自然法”,廣義地說,包括人世間的社會、道德法則(相當(dāng)于中國的“天理”或“道理”)和自然界的規(guī)律(相當(dāng)于中國的“物理”)。西方超越世界外在于人,我們可以通過“自然法”的觀點看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