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 “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駁漫漶，充滿了歲月歷史的魅力…… 商周時代鐫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成為后代學者了解上古歷史、文字、書法的重要依據(jù)。一般來說，商代青銅器上銘文較少，而重視外在器型的裝飾，常常在器表布滿繁復雕飾的獸面紋，也有立體寫實的動物造型，像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尊”是祭祀用的盛酒容器，四個角落凸出四個立體羊頭，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在制作陶“模”陶“范”與翻鑄成青銅的技術(shù)過程都繁復精細，是青銅工藝中的極品。 青銅器在西周時代逐漸放棄外在華麗繁復的裝飾，禮器外在器表變得樸素單純，像是臺北故宮稱為鎮(zhèn)館之寶的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散氏盤”，器表只有簡單的環(huán)帶紋或一圈弦紋，從視覺造型的華麗講究來看，其實遠不如商代青銅器造型的多彩多姿與神秘充滿幻想的創(chuàng)造力。 “毛公鼎”、“散氏盤”被稱為臺北故宮的“鎮(zhèn)館之寶”，不是因為青銅工藝之美，而是因為容器內(nèi)部鐫刻有長篇銘文。 “毛公鼎”有五百字銘文，“散氏盤”有三百五十字銘文；上海博物館的“大克鼎”有二百九十個字，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個字，這些西周青銅禮器都是因為長篇銘文而著名。西周以后，文字在歷史里的重要性顯然超過了圖像，文字成為主導歷史的主流符號。 清代金石學的學者收藏青銅器，也以銘文多少判斷價值高下，純粹是為了史料的價值。許多造型特殊，技巧繁難，在青銅藝術(shù)上有典范性的商代作品，像“四羊方尊”、“人虎卣”反而被忽略，流入了歐美收藏界。 西周青銅銘文已經(jīng)具備嚴格確定的文字結(jié)構(gòu)和書寫規(guī)格，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書寫行氣，字與字的方正結(jié)構(gòu)，行路間有陽文線條間隔，書法的基本架構(gòu)已經(jīng)完成。 從西周康王時代（公元前一〇〇三年）的“大盂鼎”，到孝王時代（公元前十世紀）的“大克鼎”，到宣王時代（公元前八〇〇年）的“毛公鼎”，三件青銅銘文恰好代表西周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書風，也是書法史上所謂“大篆”的典范。 西周的文字不僅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唐代也發(fā)現(xiàn)了西周刻在石頭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韓愈的《石鼓歌》是名作，正反映了唐代文人見到石鼓的欣喜若狂。 韓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駁漫漶，對韓愈充滿了歲月歷史的魅力，相較之下，使他對當時流行的王羲之書體表現(xiàn)了輕微的嘲諷：“羲之俗書趁姿媚，數(shù)紙尚可博白鵝。” 唐代在陜西發(fā)現(xiàn)的石鼓文，當時被認為是西周宣王的“獵碣”，也就是贊頌君王行獵的詩歌。只是經(jīng)過近代學者考證，這位行獵的君王不是周宣王，而是秦文公或秦穆公。 石鼓文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認為是“大篆”轉(zhuǎn)變?yōu)椤靶∽钡年P鍵，而“小篆”一直被認為是秦的丞相李斯依據(jù)西周“大篆”所創(chuàng)立的代表秦代宮廷正體文字的新書風。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以后，由李斯撰寫的“嶧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范。“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嶧山碑文），線條均勻工整，結(jié)構(gòu)嚴謹規(guī)矩；“乃今皇帝，壹家天下”，書法也到了全新改革、“壹家天下”的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