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筒作為文房用具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不會早于明代。有很多證據(jù) 可以證明此事：明代遺留下來的繪畫作品很多，大量寫實的作品應(yīng)該能夠準(zhǔn)確記錄文人的案頭陳設(shè)，可明中期以前有關(guān)文人活動的繪畫中并沒有出現(xiàn)筆筒，這一點非常重要；目前完全可以證明是明朝筆筒的實物， 大多為明末萬歷天啟崇禎朝的作品。由此大致可以推斷筆筒的產(chǎn)生時間 當(dāng)為明晚期。
明晚期有一位叫做屠隆的文人，他在萬歷十一年（1584）寫了一 本專門關(guān)于文具的書：《文具雅編》。在這本書中，屠隆提到了筆筒： “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余不入品”，這段話是目前所 知最早關(guān)于筆筒的記載。
筆筒應(yīng)該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明代筆筒以前者居多，后者則 在入清以后數(shù)量驟增，品種應(yīng)有盡有，在康熙朝達到高潮，雍正、乾隆 時期風(fēng)格變幻多樣，常有美輪美奐之作。 清代筆筒數(shù)量首推康熙，康熙筆筒首推青花。
康熙筆筒能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歷史奇跡，并非偶然。清圣祖康熙皇帝重 視漢學(xué)，寫得一手可以亂真的董（其昌）字，從上至下帶動了文房用具 的生產(chǎn)。其中筆筒尤為出色，官窯、民窯均大量生產(chǎn)。
康熙青花筆筒數(shù)量之多，質(zhì)量之精，空前絕后。這首先要歸功于康 熙時期的青花取得了巨大成就，能利用青料的濃淡不同，使本來單一的 顏色變得仿佛五色斑斕，營造一種特殊的美感，這種美感又極容易使大 多數(shù)人接受并理解。
康熙青花筆筒所繪題材豐富多樣，包羅萬象。山水風(fēng)景，翎毛走 獸，花卉博古，均有涉及。文采*之中，可覷見文人們在康熙朝的輕 松心態(tài)。
康熙二十三年，臺灣收復(fù)，海禁開放，大清江山至此坐定。作為帝 王，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幾個少有的開明君主。他深知漢文化對中華 民族的影響力之大，故而著意籠絡(luò)漢族知識分子，以統(tǒng)治大清江山。西 漢王褒所撰《圣主得賢臣頌》在這樣的背景下，變成了滿漢皆能接受的 文章。康熙青花“圣主得賢臣頌”筆筒書寫一絲不茍，工整嚴(yán)密，釉里 紅“熙朝傳古”章，為康熙一朝官窯精品。
筆筒造型簡單，一般口底相若，呈筒形，少有大的變化。這樣的形 狀為人物故事類題材的繪畫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它的筒狀外形能夠使 匠人們描繪一幅首尾相連的完整的圖畫。下筆舒暢，自由發(fā)揮空間大， 使繪畫匠人對人物題材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令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畫面 依然被深深吸引。比如雍正青花“西園雅集”筆筒，正是此類筆筒的代 表作。畫面數(shù)叢修竹，靜謐清幽，名士們隨意而坐，一人撫琴，兩人用 心傾聽，旁有小童烹茶伺候。這件筆筒為雍正朝作品，雖可見康熙朝的 遺風(fēng)，但雅致猶有過之。
清代瓷制筆筒中還有一重要品種，即雕刻類作品。瓷器中的雕刻 工藝多用于單色釉，浮雕、陰刻各具特色。道光仿竹釉雕瓷山水人物筆 筒，明顯受到竹木雕刻影響，山水人物，亭臺樹木，無不顯出精湛的技藝。底有“大清道光年制”六字款，為道光朝的官窯筆筒精品。另一 件豆青釉暗刻龍紋筆筒，釉色平和淡雅，賞心悅目，以刀代筆，刻畫自 如，線條清晰醒目，別有韻味，充分體現(xiàn)瓷制之優(yōu)勢。
筆筒作為文房用具，為文人所鐘愛，常帶有強烈的時代風(fēng)格，不乏 精品。從這點來看，國人似乎更能理解它所攜帶的寶貴的歷史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