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實現了長期的局部統(tǒng)一，政治穩(wěn)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對外交往頻繁，南詔以主體民族白蠻的土著文化為基礎，主動汲取外來文化，形成了獨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南詔文化。南詔文化具有漢文化、佛教文化和南亞、東南亞文化色彩，具有“兼容并蓄”與多元文化的特點。
南詔文化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的云南青銅文化。大約在商朝末年至西周初期，今天大理劍川一帶率先進入青銅時代，開啟了云南青銅文化的大門。洱海地區(qū)的青銅文化由西向東發(fā)展，到達滇池周圍，發(fā)展成為“滇文化”。
以滇文化為代表的云南青銅文化，與中原商周青銅文化、四川廣漢三星堆為代表的巴蜀青銅文化，并稱為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重要類型。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頭兩處滇文化遺址的發(fā)掘，成為“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
1998年，考古工作者對昆明羊甫頭墓地進行了發(fā)掘，出土了青銅器、陶器、漆木器、鐵器、玉石器等4000余件。滇文化墓葬的特點，仍然以“滇式器物”為主，地方文化色彩明顯。南詔時期使用銅鼓，流行祭柱、跣足、文身，交通有舟無車，居住依山傍水，青銅冶鑄業(yè)、紡織業(yè)發(fā)達，種植水稻等等，都與滇文化一脈相承。南詔羽儀軍士所執(zhí)兵器“鐸鞘”，與滇文化中的鋸齒形器如出一轍。考古發(fā)現證實了“滇文化”、“南詔文化”之間的繼承與發(fā)展關系。
目前，由于《南詔圖傳》、巍山垅吁圖山佛教石刻造像、鳳儀北湯天古本佛教經卷、崇圣寺千尋塔與弘圣寺塔塔藏文物、火葬墓等一系列考古發(fā)現，加之對劍川石鐘山石窟、佛教典籍、南詔太和城研究的深入，使南詔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南詔國幾次遷都，幾百年來苦心經營的城市體系，布局精巧，功能齊備。以川、滇、緬印國際大通道、茶馬古道為代表的交通網絡，表明南詔國具有相當發(fā)達的交通體系。南詔國幾百年文明可謂根深葉茂，源遠流長。然而，南詔國文化的“根”在哪里？“流”向何處？南詔國文明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仍是未解的難題。著名學者李霖燦曾預言：“南詔大理之學，他日必將繼敦煌學之后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一語道破了南詔古國的輝煌。 |
